军事小说写作素材 千年华夏兵家文化---车与舟
    千年华夏兵家文化——车与舟

    第五章车与舟

    战车是夏代发明的。构成战车的主要材料是木,因为木上涂有以防潮蛀的漆,所以战车大都呈现棕黑色。尽管历代的制式略有相异,但结构都大体分为车厢、车轮、底盘和马具四部分。

    车厢是一个能容纳1名御者和2名战斗员,呈三角形站立的作战平台。由底盘支撑,深度0.8-1米,宽度1.3-1.6米,口开在厢后。除了战国时有些在后半部安装了铜甲片外,通常无装甲。由于车厢树立在高大的车轮之上,便赋予了车兵突出的高度,步兵顶多及腹、骑兵至多齐胸的对比,使其拥有凌驾于两者的攻防优势。

    车轮大体分为毂、辐和辋。东周前轮径1.3-1.4米,之后为加强转弯时的横向稳定性,缩小至1.24米左右。毂是车轮中心的圆木,包括两侧用以分担压力的毂饰,总长可达数十厘米,由是战车又称'长毂'。毂中心有用以穿轴的圆孔,西周时涂油,战国时又加装铁圈,都为降低磨损。辐即辐条,连接毂和辋,能调动近半个车轮的同类对辋所受压力予以支撑,较轻便又坚固,出于强化目的,车轮的辐条数从商代至战国持续增加。辋就是轮圈,分为双层,每层由两个半圈经铜片箍合而成,轨宽在西周时缩窄至成熟。

    底盘包括辕和轴。长杆状的辕嵌在车厢与轴之间,垂直于轴,并在前部与马具连接。轴是固定式的,这也许是图省事,又似乎意在利用孤立双轮的办法增强转弯性能,总之轴不连接车轮,而是穿过毂,并用铜销对两者位置关系加以卡定。穿毂部位在西周时涂油,战国时又包裹铁圈,都为降低磨损。轴两端有青铜轴头饰,既起到保护轴头的作用,春秋后还演变为驱杀步兵的扁矛,但其无法像地中海战车上的同族般旋转绞杀,只能作为撞角。

    马具包括衡和轭。衡是垂直于辕的长杆,连接着辕和两副轭,悬于中间两匹马的背部。轭负责固定中间两匹马,并传递其拉力。从马具的作用判断,所谓四马战车,似乎只是在两马战车上附加两匹马而已,而这两匹马,仅是简单的用绳索与相邻内侧马头颈相系、并将胸部的皮绳直接系到轴上,并不能充分发挥力量。

    战车的做工以西周为承前启后,为后代树立了参考榜样。其时造车规范严格,仅车轮就要经过以规测轮圆、以矩、悬绳和水浮测辐槽间距、辐条正直和材质均匀、以黍米比较两毂容量、以秤比较两轮重量等一系列检测,质量之高可见一斑。

    说完战车本身,再来看战车赖以作战的武力与动力,即人与马。

    提到人,战车可算中国古代最具阶级色彩的兵器了。在从夏到西周的漫长岁月中,高大雄伟的战车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只有贵族才有资格驾驶。这固然可以解释为阶级专政,但车战所需的精湛技艺,唯有财大气粗的贵族有机会到学校学习,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随后的春秋,某些国人借着加入武士阶层,终于得以专心训练并登上了战车,但宗族地位更低的庶民和奴隶,却依然无缘。直到战车临近淘汰的战国,伴随宗族的彻底解体,门槛才获得了短暂的开放。

    关于战车战斗员的配备,流行的说法是2人分持弓箭和戈矛,显然过于理想主义了,似乎皆配备弓箭戈矛更为正确。车兵的训练很严格,其中尤以驾驶战车的御艺和远距杀敌的射艺倍受推崇。进入西周后,随着战车的精良和车战规模的升级,战术更趋复杂,从而促使要求更甚,产生了五驭五射的规范。

    所谓五驭是对御艺的五项检验。即无论车速快慢,车铃要节奏分明;走在河边弯曲小路,车不能落水;通过有国君标志的地方,要从容致敬;在蜿蜒的道路上,要使四马合作默契,车身转弯流畅;田猎中能将鸟兽驱赶到车左面,供左侧战斗员射猎。这些看似孤立的要求,蕴含着配合、交锋等驾车技巧。而因应战术与御艺的互相促进,此时发号施令的车长也不再由左侧战斗员出任,御者集决策与控制于一身,使战车便于应付战场变化。

    所谓五射则是对射艺的五项检验。包括拉弓满到前手食指前只露出箭头;双臂舒展到与箭平行,稳定到可以放置水杯;弓身弯曲好似一口井;后手夹四支箭,依次连续射出;射出的箭不走抛物线,从下巴底下直穿敌人咽喉。这些要求针对的可不是弓兵,而是站在奔驰颠簸战车上的车兵。尽管不同记载对检验方法的描述有出入,但仅从上面一种描述中,已足见当时箭术之高超。

    虽然五御五射已很严格,不过要求并未就此满足。时至战国,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和兵源的扩大,对车兵还有了明确的体质要求。凡荣登战车者,必须年龄40以下、身高1.73米以上、且能追逐奔马。

    精锐的甲士得来不易,其生命安全自然受到格外重视。因此无论是起初贵族自费的行为,还是后来演变为国家配发的标准,甲士始终拥有全军最精良的盔甲,尤其是不便躲闪的御者,秦代时更连双臂都包裹个严实。除盔甲外,战斗员还配备一种先秦特有的、便于战车上使用的小方盾。不过牺牲在所难免,为了保证甲士死伤战车不致瘫痪,西周后有了傍车而行的预备甲士,西周时为每车7人。

    该说马了。秦俑和唐三彩都堪称世界艺术珍品,但其中迥然不同的战马形象却反映了中国战马的发展轨迹。与秦汉后在内外杂交下培育起来的硕壮唐马相比,土生土长的先秦战马委实其貌不扬,矮小粗糙得令人沮丧。可叹中国虽为世界马种发源地之一,本土及周边马种却先天不足,纵有吃苦耐劳的品性,却失之速力。试想如若盛产宝马良驹,那麽凭着历代坚持不懈的马政,何愁不能拥有傲视天下的滚滚铁蹄呢?

    先秦战马主要分为中原原产马和西北秦马两支。前者虽然日后为极富耐力的蒙古马淘汰,但从春秋卫文公时期,仅卫国就有体高1.38米以上的母马3000匹的记载中,依然能略窥其当年风光。后者是历代西北战马的重要血统之一,也是如今中国三大名马之一-河曲马的前身,在战国晚期的强秦,其战马体高均在1.33米以上。这些记载中的战马,固然与动辄1.5米左右、速力兼备的地中海战马根本没得比,但对只产小型马的中国而言,却堪称先秦时代劳动与技术的结晶。

    供战马披挂的甲胄出现于春秋,这是中国最早的马甲,材料是表面涂漆的皮片,绘有精美繁冗的花纹。威武的花纹除了能振奋军心,有时也是一种武器,据传晋楚城濮之战中,晋军将虎皮蒙在马背上,竟吓坏了对方战马。可惜古人并不像今人那麽重视迷彩,这种战例也便寥寥可数。

    战车给人的表面印象是速与力的强大结合、是奔驰的堡垒,不过一旦考虑到其虽经历了夏商的独立成军、西周和春秋的车步混编、战国的复归往古等变迁,却始终恪守着步兵领队的角色,实际的机动性就大大值得怀疑了。

    春秋是车战的鼎盛时期,也是车步混编的高峰,西周时每辆战车步兵15人的编制,在春秋中期以后,已经发展为60人甚至更多,部署于战车的前锋和左右翼,有如此庞大的直属步兵拖累,即便是更为灵活的骑兵,恐怕也无法指望有游击疆场的自如了。两军在主将战车的肃杀战鼓中缓慢接近,当近至只有数百米的时候,前锋一分,战车全线杀出,步兵紧随其后,轮碾声、蹄踏声、战旗猎猎、战鼓隆隆、马嘶人喧霎时混为烈岚,破空箭雨下的人仰车翻之后,两股宽大的洪流猛烈碰撞在一起,突刺、拦啄、闪避将血肉与沙尘搅拌-以上描述大约应是当时的战场写照。

    战车主战的局面,时至战国有了变化。也许正为对抗战车,战国强弩机构虽较简陋,凶猛却不逊于历代,据记载韩国强弩可至600步,估计有效射程不下260米。弩外弓内的箭阵成了对抗车阵的利器,在强弩威力的笼罩下,皮甲的防护顿显寒酸,使战车的性价比面临严重威胁,加之许多不便战车行驶的地域也成为了战场,战车的主战地位开始没落了。

    不过战车的衰落并非是急转直下,战车虽已失去主战地位,但作为步兵冲锋的强力铁拳,作为骑兵队的指挥中枢,依然具有实用价值。这个没落的过程一直持续到西汉,直至汉匈战争促使骑兵异军突起抛弃战车的跟随,而中原随着内战的终结也婉拒了战车的协助,才黯然退出了纵横驰骋2000年的历史舞台。

    战车衰落的同时,战船却在崛起,巧合的是,也基本发展了2000年,并且创造了远为前者辉煌得多的历史。

    船最初只用来运送部队和物资,专事战斗的船只,则要推延至春秋末期,随着南方诸国建立水军,才步入历史。兵非杂不利,先秦战船也有大中小的区别,虽然各国船型名目有所差异,但总体来说大者用于正攻和指挥、中者用于游击、小者用于侦察。战船中以'大翼'最巨,长可至24米,船体狭长适合快航,配有战斗员41人,桨手50人。

    汉代是中国船舶发展的关键时期,战船在规模、分工和船舶技术方面都有长足发展。

    当时的水军称为'楼船士',西汉武帝时期,其规模已经发展到与车骑步并列的程度,有发动20余万进攻南越的记载,战船之多自不待言。

    战船分工也较先秦更细致,大至楼船,小至艇,多达8种,其中的蒙冲和斗舰因著名的赤壁之战而脍炙人口。伴随分工细化而来的是对每种功能的挖掘。以楼船为例,船楼已从其前身大翼的2层增为3层,进一步提高了攻击力和侦察力。再以斗舰为例,特点是船壳用多重木板加固以利冲撞,且四面竖立着防御矢石的挡板。

    汉代船舶技术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的骄傲,西汉的橹和钉,东汉的舵和中国式硬帆,都是其成果中的最辉煌者。橹变桨的前后划水为左右拨水,能够连续做有用功,推进效率大大优于桨,是现代螺旋推进器的前身。舵弥补了舵桨控制航向的笨拙,十二世纪传入欧洲后,为诞生于惊涛骇浪中的大航海时代创造了条件。钉和中国式硬帆虽称不上世界发明,但钉能使船舶更坚固,从而造得更大,而硬帆的操作灵活、航行平稳、对帆布质量的较低要求、以及升降的快捷,则使其成为世界最优秀帆种之一。

    进入西晋,大型战船得到了突出发展。据记载晋灭吴时使用了一种叫做'连舫'的多体战船,长宽各达180米,承载2000余人,上设木城,四门皆可驰马来往。如果这还只能算浮舟而非战船,那麽时至隋代,隋将杨素灭陈时动用的'五牙'楼船,就是无可置疑的巨舰了。'五牙'楼船高达30米,有船楼5层,拥有800人的海量吞吐,四面甲板还备有6架长达15米的新式武器-拍竿。拍竿相当于利用了杠杆原理的巨型长锤,靠下落能量砸击靠近的敌船,是中国古代战船上最大的武器。

    经过魏晋南北朝乱世的积累,唐代造船技术已经相当精良,船身普遍使用铁钉钉合,石灰桐油添塞船缝,结构十分坚固和严密。此外,唐代还发明了轮桨、水密隔舱和水罗盘。轮桨的样子很像水车,安装在船舷两侧,每对为1车,以轴相连,水手踩动轴上的踏板,轴转带动轮桨划水,是螺旋桨出现前最高效的推进方式。水密隔舱技术,则利用彼此隔绝的船舱,使漏水的舱室不至轻易危及整条船的安全,这项技术至今仍是船舶不可或缺的。

    与船舶技术的成熟相比照,唐代的战船序列却颇为保守,内河战船种类比前代没有任何增加,只是出现了一种叫做海鹘的战船。这是中国第一种外海战船,据传船身前倾,两侧安有多对用于增强稳定的浮板,形态酷似俯冲的海鸟。从南宋秦世辅创制的海鹘战舰,长31米,宽5.5米,有10橹,仅能容水手42人,战士108人的记载推断,唐代海鹘应该只会更小。外海战船的出现显示了逐渐萌动的海防问题,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到了明代,还将格外严峻起来。

    南宋战船中最具个性的是各式各样的异形船,其不拘一格的奇思妙想,使残酷的战争由然而生出些玩味。如张贵所制的无底船,船后部中间无底,加以伪装,敌军不知情下跳上,就会落水被歼。如冯湛所制之船,平底可以涉浅,战船盖可以迎敌,海船头尾可以破浪。又如马定远的'马船',女墙轮桨都可以拆卸,既可运输又可作战。

    除了异形船,南宋车船发展更是蓬勃,不仅官军大量装备车船,连起义军也不例外,甚至体形亦不逊于官军。如杨麽起义军在洞庭湖水战中使用的车船,采用楼船船型,长达110米,可容纳千余人,上设高楼和拍竿,有轮桨22-24车,轮桨外侧装有裙板。

    至于外海战船,则按照长江南北海域划分为两类。长江以北多淤沙浅滩,缺乏良港,使用平底方头的沙船,长江以南使用吃水较深,利于破浪的尖头尖底船。后者以福建所造的'福船'为最好。

    此外,战船的武器序列此时增添了宋军的招牌武器-投石机。只可惜好景不长,明初时随着战船用冲撞取代了拍竿,用火铳和推力火箭淘汰了弓弩,百无聊赖的它便被一并淘汰了。

    外海战船第一次大规模参战是在元代,帝国在东征日本的行动中调集了900艘海船,其中1/3是中小型战船。遗憾的是天公不做美,一场台风使东征变成了壮观的海难事故。

    明代初期是中国外海战船发展的巅峰,但在气度非凡的郑和远洋船队最后一次巡视了帝国威名所至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外海舰队物极必反般的一蹶不振。当然这个一蹶不振并非指战船种类不再发展,而是指中国水军从此将告别巨舰和远洋,回到一个很低的,与落后的倭寇水军纠缠不清,干等着欧洲炮舰迎头赶上。

    在倭患频生的明代中后期,外海战船的体形非但始终没有超过南宋海鹘战舰的水平,反而在朝廷的扶持不利下落入了小艇战略的怪圈。如当时的戚继光舰队,就由大福船、海沧船和苍船组成,相对倭船而言的'大'福船负责冲击,较小的海沧船负责歼敌,最小的苍船负责追击。这个怪圈既然阻挠了巨舰的发展,也就抑制了舰炮的发展,进而彻底打消了欧洲铁甲帆船那样的坚船利炮在中国出现的可能。

    在这个没落的时代,唯一有些精彩的战船,也许就只剩下联环舟和子母舟了。前者通长12米,两头高高翘起,占全长1/3的前段装载着炸药,一旦撞上敌船,前段就借着碰撞与后段脱钩,并牢牢钉在敌船上,后段士兵随即点燃导火线,然后安全驶离。后者则通长11米,母舟等同于自杀炮台,后段腹内藏有子舟,当火炮轰开敌船时,母舟也会在猛烈的后坐力下破裂,子舟里的士兵则可全身而退。如果说南宋异形战船偏重诡诈,上述两款异形战船就唯有用犀利来评价了。

    介绍到明末,剩下的历史不说也罢,清代严守着明末战船的水平,直到鸦片战争后才猛醒,继而又在甲午战争中彻底绝望,只剩下无可挽回的悔恨与悲叹。

    中国最终没能成为海洋国家,尽管在从汉到明初的1500年中,其商队的航迹曾经遍布西太平洋、印度洋、直至波斯湾的蔚蓝海洋,长度远远超过繁荣的地中海贸易线,尽管其航海技术远播海内,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文明推动力,尽管其曾拥有世界首屈一指的优良战船,尽管……一切已成云烟,但每每遥想却依然倍感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