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小说写作素材 千年华夏兵家文化---攻与守
    千年华夏兵家文化——攻与守

    第六章攻与守

    古代战争分为四类,即战、御、攻、守。战指野战进攻,御指野战防御,攻与守,则专指城池争夺中的攻城与守城。

    最早的城防设施出现在距今5000-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但正如村落称不上城市,其设施也只是一两道壕沟,略为反映了当时部落定居时间延长,所带来的更高防御要求罢了。

    到了距今4000-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定居下来的父系氏族们便开始修筑城墙了。早期的城墙很简陋,如河南安阳后屯遗址中墙宽仅2-4米的低矮夯土墙,内蒙古包头东郊阿善遗址中残墙较高处仅有1.7米的石墙等。因为太矮小了,这些城墙甚至连地基也不需要。不过千万不要轻视它们,应付当时与其叫战争,不若称为械斗的争斗,这已经足够了。

    龙山文化中晚期,也就是五帝时代,随着部落的兴盛,真正意义的城池开始出现了。作为其中代表的平凉台古城,形状已经采用了正方形,说明城市布局有了统一的规划,城墙总长740米,墙高6米左右,根部厚13米,顶部宽达8-10米,可容纳大部队的调动和战斗。此墙的修筑采用了先进的板筑法,即先夯筑陡直内墙,两侧再以护城坡加固,此法可在增加高度的同时,抑制坡度的同步增长,使城墙较为陡直难攻。而随着这类较高大城墙的出现,为避免因土质问题造成塌陷,地基就成了工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公元前21世纪末,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夏,建立了。但帝国的建立并未促进夏代城防设施的发展,平凉台古城的防御水平终其历史也未被超越。直到商代初期,墙根厚度20米左右,高度达到10米左右的城墙,才在夏代以来面积急剧膨胀的城市四周耸立了起来。此时的城墙不但更为高大,而且做工也更细致。护城坡经过铲削平整后,会铺上防雨水冲刷的碎石。内墙夯层间设有夯窝,使夯层嵌接,城墙更加牢固。

    可惜的是,除了平稳的沿着高大细致发展外,从商到西周,城防技术并无新的内容。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防御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进攻手段的发展吧?攻的软弱自然无法激励守的进步。直到春秋时期,随着车辆制造技术的进步,攻城技术才终于进入大发展时期。

    春秋发明的临车、冲车、愤辒、修橹和抛石机,第一次将守城方笼罩在重型装备威胁之下。临车上悬吊的箭屋,伸入空中可达10米以上,能居高临下射击守城方。冲车将一捆大木装在车架上,专门撞击城门。愤辒顶部蒙以生牛皮,可推至护城壕甚至城脚,进行填埋或挖掘作业。修橹与愤辒相似,但职责在于掩护部队接近城下。至于抛石车,更是一种由人力拉放,可将石块抛向目标的先进武器,不过当时威力的不大,石块重不过几公斤,能飞300米左右,砸人欠准,轰城嫌轻,倒是更适合抛射熏烧功能的烟火弹或阻滞功能的蒺藜。抛石车后世曾一度失传,但再次复出竟掀起了一场攻守变革,这将在后面细说。

    重型攻城器的涌现,带来了战术的大大丰富。原先单纯的人海战术,已转变为愤辒特种作业、临车和抛石机火力压制、修橹重甲掩护、冲车攻敌软肋、单兵钩索攀城的联合作战。等到战国时期,云梯、水淹和地道出现,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战术就算基本齐备了。

    面临攻城技术的突飞猛进,一向慵懒的城守技术此时也不敢再怠慢了。由于采用悬板夯筑法,城墙已不再需要护城坡,因此愈加陡直。而女墙、角楼、悬门、瓮城、单层城楼和吊桥等新式工事也一一登场了。女墙可以隐蔽守军行动,遮挡临车攻击。角楼建在城角,用以抵御可能遭受的两面夹攻。悬门吊于城门洞中部,待敌军破门后紧急落下,可将其一分为二各个击破。瓮城是主城城门外的半座小城,墙与主城等高,瓮城城门偏设,使主城守军也能射杀到攻门敌军,而一旦敌军破门进入瓮城,更会陷入四面居高临下的夹击。城门之上建单层城楼,是城门争夺日趋激烈的表现。桥身能被提离地面的吊桥则已被用于一些纯军事功能的城池。除上述之外,在吴越水乡,随同跨河而建的水城的出现,供船舶往来的水门也诞生了。

    春秋攻守技术的飞跃,还只是战国鏖战的序曲。除了南宋,在中国攻与守的历史中,再没有比战国更辉煌的时期了。此间产生的完整攻守法则,令秦汉隋唐军事家们的思索无出其右。

    战国城防层次分明,阵地从城外15公里便铺展开来,由外向内划分为荒芜圈、警戒圈和城防圈。

    距城15公里范围内是荒芜圈,实行坚壁清野,能撤进城的全部运走,如果必要,还会将带不走的付之一炬,并向水井投毒。

    离城5公里处,就进入了警戒圈。延警戒圈边缘,每隔一定间隔,在制高点上设3人侦察哨一座,形成一道警戒线。侦察哨之后,每隔1.5公里设一联络哨,保持侦察哨与城池间的联络。白天的联络信号是,发现敌军举一帜,接近警戒线举两帜,进入举三帜,向城市而来举四帜,接近城郊举五帜。晚间则以火代帜。此外,各要道和关卡,还要设置3人一组的机动小队,负责侦察和反间谍。这道三位一体的警戒圈,会在敌军进至城郊,即将围城时撤回。

    城上远射兵器射之所及便是城防圈的边缘,在此范围内的城外地物一律铲平,以扫清射角和视线。

    在距墙根10米外是护城壕。壕内有水就在水面下10厘米交错埋插长短不一的竹刺。城门外的护城壕上会架设转关桥,这种桥只有一根梁,梁的两端伸出支于壕沿的横木,当敌人行至桥上时,拉动机关使横木缩回,桥面便会翻转,令敌坠入壕内。

    在护城壕后,有时会附加一道木篱或夯土的矮墙,称为'冯垣',后面部署士兵,待敌军进入护城壕范围,配合城上守军,以武器杀伤或柴草熏烧之。再向内,是宽2.5米的拒马带,主要用于阻碍敌军云梯接近。在守军出入的地段,拒马会浅埋成易于移动的状态,并在城顶加以标志。最后,在距墙2.5米以内,是5行高出地面0.5米的交错尖木桩,兼有阻碍敌人攀城和刺死坠落之敌的功能。

    接下去才是城墙,这是攻入城池的最后屏障。当时城墙的高度已由春秋的10-12米,增至不逊后世的15米以上。

    墙顶宽度足有7-10米,守军可在上面自如的机动和战斗。延墙两侧有厚1米、高0.6-1.4米的女墙,其中外侧女墙较高,开有外宽内窄的射击孔。除了城角建有永久性的角楼外,战时还要延墙添置大量临时楼台。每隔6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1米的观察楼。每隔18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3米、用以消灭城下死角和夹击城下敌军的木楼。同样,每隔180米,还竖有一堵3米高尖木桩连成的横墙,平时开小门供穿行,敌军登城后封闭作为路障。最后每隔360米,再建一座突出内侧女墙4.6米的木楼,以备攻击入城之敌。

    墙根厚达20米,甚至40米,即使城基被挖空,也不至因失去重心坍塌,而只会下沉。每隔约200米,由内向外挖掘,接近外侧5-6寸时停止,即形成一道暗门,留作突击杀出之用。暗门内侧还备有带风箱的窑灶、柴草和障碍车,以备敌军发现,从中杀入时,加以烟熏和堵塞通道。

    城楼之下,城门洞内外侧都设城门,门洞中部还有辘轳升降的悬门。三道门都设有活动射孔。为了防御火攻,除了在城楼中预备水罐水盆及长柄麻袋外,还用间隔16厘米、突出2-3厘米、交错排列的圆头木桩在门外侧钉上厚泥,这种方法直到宋代才被铁皮包裹法淘汰。

    与城外的步步设防相比,城内却是一幅畅通景象。城楼两侧和城角的宽大登城道,连接着延墙铺设的环城路。环城路与各要道相连,构成城内四通八达的网路。不过城内也并非长驱直入之地,必要时,环城路之后会修筑一道称为'傅堞'的夯土矮墙,墙前再挖一道深3.5米,宽3米的壕沟,内塞柴草。一旦敌军入城,即引燃柴草形成火墙,并据墙与城墙友军夹击之于环城路上。

    当时守城的通常密度是,正规兵每1.84米1人,征集的百姓每2.3米1人。占征集百姓25%的成年男子担任兵员,占50%的成年女子负责工程作业和运输战材,剩下的老弱担任后勤杂务。武器配发则按照,每50-90米设抛石车一座,每20米存放修补城墙工事的柴捆20捆,每45米设置锅灶、水瓮及沙土,每4米存放弩、戟、连梃、斧、椎各1,及一些石块和蒺藜等的原则。人员或武器不足时举旗为号,苍鹰表示需要敢死队支援,双兔表示需要大队人马支援,狗表示需要补充远射兵器,羽表示需要补充格斗兵器,赤表示需要火战器材,白表示需要滚石等等。

    除了上面提到的标准装备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式装备。如悬脾、累答和火擂木。悬脾中藏有士兵,顺着城墙吊放,从侧面刺杀爬城敌军。累答就是粗麻绳编成的软幕,涂泥浆的悬挂在墙前充当廉价的盾牌,不涂泥浆的可以点燃后覆盖城下敌军。火擂木是在两轮中间捆扎一束柴草,点燃后顺城坡滚下砸烧敌军。而随着弩用于军事,城头也出现了其后很长一段时期绝迹了的床弩,及永远绝迹了的转射机。前者在当时需10人操纵,有2副绞盘供上弦,1副供顺绳拉回射出的巨箭,既能发射2.3米长的巨箭,也可一次装填60支普通箭,相对南北朝之后的同类,这样的床弩还是略显弱些。后者是固定在木架上的弩,虽然固定依然可朝任何方向射击,功能类似地中海叙拉古的弓式弩炮,从由2人操纵判断,似乎也是绞盘上弦,可惜后来彻底失传了。

    针对如此森严的防御,攻方除又发明了带有轮子的壕桥,用以缩短打通护城壕的时间外,更总结出强攻、压制、地道和水淹四类战术,予以对抗。

    强攻是或用冲撞、焚烧等办法破坏城门,或遣单兵蜂拥而上攻占城墙、抑或借夜幕派单兵接近城池,而后对城墙展开强攻。此战术中前两种情况最怕守方拼死抵挡,连射带刺、连砸带呛、连烧带浇,一通猛打下来,必然损失惨重。后一种情况最怕守军点燃火炬伸出墙外,用眩目火光封闭城头情况,使攻城者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压制是利用临车或土台对城墙进行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制,适于骚扰守军或掩护强攻。此战术最怕以高制高,如果城墙上增建8米高的木城,使总高度超过25米,不但临车达不到,就是堆积土台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到时候木城外侧悬挂累答,城上设置床弩和抛石车,制高点必稳操在手。

    地道是挖掘通向城墙的地洞,并用木桩支撑,然后或发动突袭攻入城内,或烧毁木桩使城墙塌陷。此战术也有所惧,一方面头顶的护城河会增加挖掘难度,另一方面一旦守军观察到城外的异常,就会在城墙内侧的相关地段每10米埋设一口大瓮监听地下,而后派出作业组向城外挖掘,每掘进2米,下降0.7米,直挖至墙外,随后横向掘进至地道侧面,设置风箱和隔板后,突然撞开相隔土层灌入浓烟,并通过隔板的活动小孔压制反抗,则计划必败。

    水淹适用于临近河流的城池,堵塞河道引水淹城,令守城方不攻自溃。此战法要严防守军突袭堤坝,并且注意驻扎地点,否则搞不好自家反会陷入汪洋,晋阳之战中的赵襄子军,就是通过反灌智伯军转败为胜的。

    可见,尽管攻城技术在进步,但在守城技术的对抗下,攻还是远远难于守的。不过这种不平等很可理解,守方是将长期积累的人力化为城墙保存着,攻方是一次出动所有人力,两者战场上的不平等,实际正体现了投入力量的平等。在战国时期,攻防双方的兵力可以悬殊到这样的程度,假如攻方以10万之众围攻,按《墨子》中的论证,守方只需将4000余人,按每2米9人的密度部署,即可在最大不过920米的主攻方向上挫敌锐气。

    丰富的攻守技术虽助秦统一六国,但到了堪称帝国盛世的汉代,其发展却几乎陷入了停滞,直到进入魏晋,才再次启动。

    首先登场的是马面。陡直的城墙虽不利敌军攀爬,但同时也会增加城下死角的范围,尽管战国时就用突出外侧城墙的木楼和竖立尖木桩带加以弥补,不过针对此问题的永久性墙台还是出现了。马面突出城墙外侧,与城墙合为一体,上设供士兵休息的战棚,战棚四周有木桩围护。与各种城防新技术一样,马面用于战事较多的边防应该更早些,但被帝国腹地首次采用,则是在曹魏洛阳城的重建中。

    其次登场的是南北朝时的夏统万城。所以将统万城作为技术介绍,是因其除了有又长又多的马面外,还有多种先进之处,以至后世"深可为法"也。统万城墙身由'三合土'夯筑而成,这种组成为石灰、沙粒和粘土的混凝土,至今仍为建筑良材,苍白色的墙体经过"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这般严酷的工程验收,以至"紧密如石,凿之则火出"。角楼被强化为巨型建筑,结构有些像如今的航空塔,但有多层,外面蒙以生牛皮,当时的皇帝赫连勃勃曾颂赞其"高隅隐日,崇墉际云"。马面内建仓库,既利于迅速补充军需,也开创了明代在城墙内侧修筑藏兵洞的先河。

    最后登场的则是唐代的多项新发展。

    工事方面的发展大多是基于战国已有技术的加强,像傅堞演变而来的重城,即城中之城,冯垣演变而来的碉堡式工事-羊马城,以及为对抗床弩攻击而在城门、城角、直至整堵墙表面砌砖的砖城等,只有弩台是个例外。弩台为方形,根部边长14米,高15米,顶部边长7米,四周围有夯土墙。台底开门,守军可通过天井的绳梯爬上台顶。台顶架有毡帐,内藏5名弩手及各种军需。将弩台在距城墙150米之外,间隔150米设置一圈,就形成了城墙与弩台、弩台与邻台互相支援的交叉火力网。

    装备方面也有不少发展。战国时的累答,已经改为荆条编制或用布缝制,火擂木则改为韦草灌油蜡制成,形状如同燕尾,称为'燕尾炬',抛石机也增加了转向功能。此外,还有新出现的铁鸱角、叉竿和钩竿。'鸱'是鹞子之意,铁鸱角自然就是铁鹰爪了,专门从城上抛下钩砸敌军。叉竿的效果相当残忍,顺云梯向下推,用横刃切断敌人手足。钩竿可以钩住云梯向外推,使敌军上下不能,眼睁睁被一一干掉。

    如果说春秋攻城技术的发展,是基于攻城手段的贫乏,战国攻城技术的发展,是基于攻城谋略的贫乏,那麽到了魏晋隋唐,在城防日趋森严的情况下,攻城技术自然就要向强化威力的方向发展。时至唐代,床弩和抛石车不但从失落的历史中重获新生,其威力亦不可与往日并论,唐初李世民围攻洛阳时,动用的床弩由8张弩连成,所用之箭粗如车条,箭镞大如巨斧,抛石车所用的石块,已重达30公斤。

    再次提到抛石车,就需要细说一下了。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抛射石弹的大型人力远射兵器,春秋时期已开始使用,隋唐以后成为攻守城的重要兵器。但宋代较隋唐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仅用于攻守城,而且用于野战,不仅抛射石弹,而且抛射燃烧或爆炸弹。

    宋代抛石车按组成杠杆的杆数划分轻重级别,几杆就称为几'梢'。重型的五梢和七梢,需要150到250人拉绳,抛射4、50公斤的石弹,多用于守城。中型抛石车有的装有四轮,可供野战使用。而最轻型的只需2人拉放,石弹仅0.25公斤重,甚至可用泥弹代替,虽然简陋,但击中人也会致残,击中要害也能致命。

    到南宋末年,蒙古攻占襄阳中,就首次使用半自动投射的襄阳炮了。这种抛石车在杠杆后端挂有一块巨大的铁块或石块,平时用铁钩钩住杠杆,放时只要把铁钩扯开,重物下坠,就能抛出石弹。由于人力需求较少,此炮比旧式前辈威力大得多,射程也更远,攻襄阳时,曾抛射近90公斤的石弹,将地面砸出2米多深的弹坑。

    虽然相比欧洲中世纪巨型投石车动辄数百公斤的石弹,抛石车的威力小得多,但弧线很大的弹道却使两者的战术功能很相似。

    一场由抛石车导致的攻守变革终于在北宋末年爆发了。这场变革的发生应该感谢地处帝国之北的金国,正是这个塞外藩邦,凭借草原民族的骠悍气魄,极大的促进了抛石车的应用,使万炮齐鸣于中原大地。

    据记载,金军在灭亡北宋的汴京之战中,一夜之间架设抛石车5000余座,以汴京长达50里的外墙,每里还要分得100座。金军为了搜集足够的石弹,将汴京附近的石制品洗劫一空。攻城时,先将护城河填平,而后万炮齐发,再辅以大量强弩,一举击溃守城部队的部署,进而出动与城墙等高、可容纳80人的巨型攻城车-对楼展开登城战。量变到质变,大量抛石车的运用促发了全新战术的诞生,其流星雨般猛烈的打击令戒备森严的城防完全无法招架。

    针对这种新战术,提出系统城防思想的是南宋初年一位叫做陈规的杰出文官。此人极富谋略,发明过竹竿火枪,更指挥过大量保卫战,也亲身体会到抛石车集群轰击对攻防双方的巨大影响。尤其是金军对德安发动的9次进攻,每次都动用了抛石车,最后一次竟连续轰击14昼夜,可以想象那是何等的惨烈场面。然而其凭借着过人的谋略,屡屡在各城挫败为数众多的金军,奠定了其作为那个时代城防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其所撰写的《守城录》,至今仍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之一。

    陈规的城防思想涉及工事设计与防御战术两方面。

    其理想中的城池应具备如下改进。

    护城壕之后,距城墙6-9米外,是一道高4米,根厚3米的羊马墙,墙上设有三个一组的'品'字形射击孔。羊马墙后有一道壕沟。之后又是一道墙。形成两壕三墙的障碍带。

    城墙宽顶缩窄至5-6米,以降低被石弹击中的机会。用较能承受石弹轰击的平头墙取代有齿垛的女墙,墙上交错开设两排孔口,供射击和刺杀之用。在马面上修筑平头墙,以取代经不起石弹攻击的战棚。城角由从前较易被石弹轰塌的直角城角,改为半圆形,并且废除容易成为轰击目标的角楼。

    御敌性能较弱的单层城楼被双层城楼取代,下层近战,上层射箭。性价比较低的瓮城也被废除,改为在城门外15米和城门内6米各筑一道根厚5米的10米高墙,墙宽以遮住城门两头6-9米使城外无法侦察城门情况为宜。敌军攻门时以外墙与城门之间木寨据守,并从城头攻击其侧,敌军破门入城后,则在内墙与城门间的夹道展开两面夹击,同时从城头攻击其侧。

    而防御战术方面,其除了倡导守中有攻的防御和灵活周密的部署外,更提出了以炮对炮的理论。

    所谓以炮对炮,就是以射程5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指挥点和抛石车阵地,以射程4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工程作业部队阵地,最后以射程3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的前线攻城器阵地。同时,为了防止遭到反击,以及减轻运送石弹的困难,抛石车不设置在城头,而是隐藏在城墙内侧,由城头上的指挥员指挥射击。

    遗憾的是,陈规的城防思想由于南宋的黯弱,未能得到充分实施,以至到了南宋末年元军入侵时,抛石车集群轰击仍旧屡试不爽。如攻打京师的龙德宫城时,元军仅攻打一个城角就设置13梢抛石车100余座,昼夜连发,几天之内就堆起城墙高度。本朝况且如此,至于后代,就更置若罔闻了。

    经过短暂的元代,就又不得不谈到明清了。这两个朝代实在很不提气,一个是武备弛废,另一个连欧洲送上门的新式武器都不屑一顾,脑子彻底坏掉了。至于为什麽会坏掉,就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了。

    不过相比之下,明代还稍微强一点儿。首先火枪和火炮都是那个时代发展起来的,虽然自己并没好好利用,但客观上无疑是对攻守技术的极大贡献。另外,还发明了瓮城箭楼、多重瓮城和藏兵洞。箭楼又叫'万人敌',代表之一就是前门楼子,一层层射击孔密密麻麻,确实雄伟。多重瓮城是种想把攻方烦死的设计,一个门接一个门,要想攻到底,还真不如跳墙呢!藏兵洞设在城墙内侧,用砖石加固,既提供了预备兵力的就近安置,又能作为掩蔽和休息的场所。

    而清代,由于最有成就的海防要塞不归这里谈,值得一提的也就是太平军的爆破战术了。必须承认太平军攻城很有一套,专门找了数千矿工挖地道,等到接近城墙时,就把用棉被、布袋、甚至棺材装着的火药安好,拖出一条2、3公里长的引信,远远引爆。霎时间闷声巨响,城墙坍塌,太平军便趁乱杀进城中。为了掩人耳目,太平军起初把入口选择在城外的空房子里,后来清军学精了,他们又改在隐蔽地形后面挖,而且还擂鼓掩盖地下的挖掘声。以至清军唯有无可奈何的称其为"至为险毒",又评价太平军"掀翻巨城,如揭纸片"。

    后记

    与中国古人相比,欧洲古人似乎更爱走极端,比如希腊的重装步兵、亚历山大的长矛方阵、罗马的龟甲阵、中古骑士的冲锋等。这也许与欧洲一直没有打破社会成员的严格等级,进入人民战争阶段有关。所以欧洲战争在火药时代前一直停留在了中国春秋之前的水平,作秀成分远多于实事求是,战死沙场也成了一种特权和荣誉,武士道泛滥。

    这种战争虽然充满理想和浪漫,显得格外高尚和美丽,却如同温室里的花朵劲不起自然检验,在异民族的打击下往往顿显其迂腐本质。亚历山大如果能来到中国,一定会发觉他引以为傲的诱敌和中央突破战术,早在他诞生前就随着《孙膑兵法》为人广知,而他武王伐纣水平的单调又庞大缓慢的长矛方阵,也会在中国车、骑、步兵的机动夹击下被撕裂并屠杀,就如同旨高气昂的中古骑士,却被简陋的蒙古轻骑像傻瓜一样捉弄。也许只有罗马的战术思想可与中国有一比,因为两者都是在残酷的对外作战中积累起来的,是实用主义的。

    正因为欧洲战术思想的严重落后,他们在进入人民战争时代后,才不得不立刻放下架子,去尊奉中国的兵家智慧!

    当亚历山大接管波斯价值400亿美元黄金的时候,也许仅仅意识到征服者的光耀,而丝毫未考虑如何使这战利品真正属于他的帝国。亚历山大是梦想家,挥舞宝剑追随阿基里斯品质的伟大征服者,但他不是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扩张中度过,用他的个人魅力耗尽希腊的进取精神,却完全无暇顾及巩固帝国的基础。亚历山大似野火,一路烧去,湮没入历史长河。

    再看看欧洲的启蒙者-古希腊的所谓文明吧,一面高谈阔论哲学科学,一面又连同族都要逢城必屠。在他们眼中,敌国不过是黄金和土地,敌人不过是尸体和奴隶。斯巴达虽属弹丸之地,可对希洛人的奴役比之元朝犹有过之。

    这就是古希腊的所谓文明,缺了他的思辨精神地球不会停转,文艺复兴只是借壳上市,如同中国两千年来言必孔孟,却各持己见一样。古希腊自己却在保守排外中互相杀戮数百年,最终沦为罗马能说会道的奴隶。

    然而罗马又何尝不是如此?中世纪又何尝不是如此?大航海时代又何尝……欧洲征服者们的眼中无一例外盛满了黄金和土地、尸体和奴隶。

    与欧洲征服者们的野心勃勃相比,中国兵家更多了许多冷静,他们在沉思战争的是与非,那种对政治的关注、对人心的追求,对将帅的苛责,对士卒的怀柔,真正使战争具备救世与治世的意义。

    战争不应仅仅为了掠夺,战争应该具有更进步的意义,唯有中国兵家有能力化害为利。中国历史就是分合的历史,每一次统一都使民族越发伟大,秦统一六国孕育了强汉,隋统一南北孕育了盛唐,汉化的忽必烈之元孕育了幅员辽阔的明清,这才是中国兵家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