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小说写作素材 吉卜赛民族与文化
    一、扑朔迷离的起源同题

    绪言

    几百年来,国际民族学界热衷于研究浪迹天涯的吉卜赛人,特别是有关这个与众不同的民族的起源,迁徙路线更作为一种专门学问进行探讨。然而,对于吉卜赛人的发源地、迁徙时间、流浪路线等的研究,由于历史资料十分贫乏,各国学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往往沉溺在各种彼此争议的设想或口头传说上,而不是面对历史的现实。在研究中,他们以其各自掌握的不十分充足的资料为依据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因而难免有不足之处或带有片面性。他仍各抒己见,议论纷纷,却不能用充分的历史证据来得出一个统一的、正确的结论,有人甚至得出许多错误的结论。最普遍的一种错误看法是把他们当作埃及人,这种说法流传了好几百年,甚至连部分吉卜赛人自己也用这种以讹传讹的理论去妄谈他们的祖先,如公元1427年冬到达巴黎的一批吉卜赛人就说他们的原籍是埃及。

    是吉卜赛人还是罗姆人

    吉卜赛这个名字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吉卜人(Gypsy或Gypsies)是从英语埃及人(Egyptian)一词演变而来的,这是英国人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他们的传统称呼。这是由于15世纪时欧洲人对于流浪到他们那里的异乡人不太了解,误以为他们埃及,所以就称他们为“埃及人”,慢慢就变成“吉卜赛人”了。吉卜赛人自称罗姆人(Rom),这个名字在吉卜赛人的语言中,原意是“人”的意思。1965年成立的吉卜赛人国际组织——罗姆人国际委员会(CommitteeInternationRom)就使用了罗姆人一词,而且现在正得到国际的承认和尊重。不道由于习惯和传统的称谓,多数仍称他们为吉卜赛人。

    把罗姆人称作吉卜赛人,既是由于长期以来对这个民族的起源、历史不了解所致,同时,在对吉卜赛人的研究过程中,又缺乏足够的文字资料。因此,对其起源、迁徙及其他历史的探讨中,总是以某些设想为依据,或先入为主地离不开前人所得出的错误结论。

    除英国人认为他们源出于埃及之外,法国人认为他们很可能波希米亚,就叫他们波希米亚人(Bohemian),同时也称他们为吉卜赛人,吉坦人(Gitan)、金加利人(Zingari)等十余今名字;西班牙人称他们为吉卜赛人、波希米亚人的同时,还称他们茨冈人(Atsigano)或希腊人,认为他们希腊,原苏联也称他们为茨冈人。总之,吉卜赛人有许许多多的名称,但这都是其他民族强加给他们的,而且根据主观臆断确定了他们的族源,编纂了他们的历史。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几百年,直到18世纪末期,对于吉卜赛的研究工作才有了突破。

    到底何方

    各国学者在对吉卜赛人的起源进行研究、推测和探讨了几百年之后,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考证出吉卜赛人的发源地既不是埃及,也不是波希米亚、希腊或波斯,而是印度。作出这一杰出贡献的是18世纪末期的两位德国学者鲁迪格和格雷尔曼,以及英国学者雅各布布赖恩。他们三人都是语言学家,在18世纪80年代通过对吉卜赛人方言的研究,他们各自而几乎又是同时期考证出欧洲吉卜赛人的语言印度,其中很多词汇与印度的梵文极为相似,也与印度语族的印地语十分相似:

    房子:kher(印地语ghar)

    树:kukh(印地语rukh)

    盐:Ion(印地语lon)

    土地:phuv(印地语bhu)

    人:manus(印地语manus)

    匙:roj(印地语doi)

    黑色:kalo(旁遮普语kala)

    白色:parno(达尔迪语panar)

    年轻:terno(印地语tarun)

    走:ga(印地语ja)

    外面:avri(印地语hair)

    此后,英国学者桑普逊对吉卜赛人的语言又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前人所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有所发现。他系统地整理了威尼斯吉卜赛人方言,在研究道程中,桑普逊发现这种语言含有多种外来语汇,取得许多数据;从而为吉卜赛人源自印度的学说找到充分的证据。桑普逊对威尼斯吉卜赛人的方言中所含有的外来词汇迸行了统汁计,其中意大利语词汇有36个,借用英语的词汇有150个,波斯至威尼斯之间各种语言词汇共有430个,而源出于印地语词汇竟达518个,从而看出当时印度的语言对于吉卜赛人的语言的重大影响;以后又有许多学者从事对于吉卜赛人的语言的研究,他们还发现同欧洲吉卜赛人的语言一样,亚洲吉卜赛人的语言也含有大量印度语言的词汇,在书面文字中,语法上也同印度的语言有相似之处。

    各国学者通过吉卜赛人的语言的研究,从而得出结论:吉卜赛人的语言源出于印度的语言;吉卜赛人的发源地是在印度。学者们不再沉浸于幻想、臆测和传说之中,而是面对现实,发掘历史资料去进行研究,从而不断获得丰硕的成果。但光从语言学角度去研究吉卜赛人的起源似乎仍有其不足之处,还应该对这个民族的历史进行研究,追溯其族源,证明该民族的发源地是在印度。

    为了进一步论证吉卜赛人起源于印度,必须对这一古老民族的社会制度、文化和习俗进行研究。在古代的印度有一个分布很广,众所周知的民族——多姆族。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这个民族以及他们的古老文化和殊异的习俗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多姆族多是音乐爱好者和占卜者。关于这一点,公元6世纪用梵文写的一篇天文学的论文中曾提到过他们,并称其为干达尔瓦(Gand—harva,爱好音乐者)。多姆人能歌善舞,其中部分人并以此为职业来维持生计,印度古历史学家加尔哈纳在其《克什米尔大年代记》中,多次提到这种情况。据英国考古学家,探险家奥列尔斯坦考征,多姆族部分人靠卖艺为生,其中佼佼者甚至得到国王的恩宠,可以出入宫闱。但这种情况是罕见的。多数情况下,多姆人为印度其他各族人所蔑视。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除作为优伶走江湖之外,多被人雇佣从事较低贱的职业,如更夫、清道夫、刑场衙役、工匠等。尽管多姆人多才多艺,并善于维持生计,但当地各民族农民看不起他们,禁止与他们通婚。

    在克什米永北部的吉尔吉特地区,曾居住着信仰伊斯兰教的多姆族集团,他们大约有300人左右。这些人引起英国东方语言学家洛利易的注意,对他们的语言、文化、习俗及历史进行了研究,证明这些多姆人是在公元2世纪或3世纪时从贝尔契斯坦迁徙过去的。洛利马发现,居住在吉尔吉特地区的多姆族,为了维持生计,适应各地生活条件、环境的需要,一般能操两三国语言。尽管他们所用的印度的语言中也合有许多外来语词汇,这些词汇同他们的母语却有很大差别。

    多姆人在历史上往往同冶炼和制造金属器皿联系在一起,这一技艺传给了他们的后裔吉卜赛人。的确,无论是多姆人还是吉卜赛人,都从这种行业中得到了相当多的收益。古印度虽不能说是制造铁器的发源地,但在冶炼、制铁方面却享有盛誉,在公元1世纪时即已相当发达。古罗马政治家普尼里认为,印度的铁质量最佳,相传建于公元4—5世纪的印度中部地区高17英尺的达尔铁塔,就是选用了质量极好的铁并以高超的技木建成的。同今天的吉卜赛人一样,吉尔吉特多姆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当小炉匠,他们带着简陋的工具四出活功,替人修理农具,焊盆补锅。使人感兴趣的是,他们在修理铁器时所使用的风箱不是木制的,而是两个皮革做成的口袋。鼓风的方法也十分奇特,不是用手拉,而是用脚踏;这种风箱在印度德干高原阿尔斯族中也使用过,而阿尔斯族在印度兴都王朝共起之前曾经受过多姆族的统治.同样在欧洲吉卜赛人当中也曾使用过这种工具。通过对多姆族习俗、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代多姆人是吉卜赛人的祖先。

    战争、饥饿、流亡

    吉卜赛人,或者说吉卜赛人的祖先多姆人(至少是多姆族的一部分),从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远离了自己的祖国而到处流浪呢?到目前为止,各国学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而且也没有找到充分的历史证据,大部分人只是进行设想或推测。有人认为是出于某种灾难,如战争、饥荒以及天灾等等原因,迫使她们离乡背井到处漂流。有人把这种不幸比喻成“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严重”。在意大利萨莱尔诺大学教育系保罗.阿波里教授在70年代末期征集并出版的《契莱恩塔内民歌选》一书中,许多吉卜赛民歌都是这么说的。这说明,许多研究吉卜赛人的学者,甚至吉卜赛人本身并没有找到他们走向流亡生活的真正原因,千百年来,只是根据口头传说才得知迁徙的原因是某种不幸。

    也有人认为是由于吉卜赛人对宗教不虔诚,往往轻易改变信仰造成的。的确,吉卜赛人由于他们所处的极为特殊的环境,或者应该说他们的不幸的遭遇和生活的艰辛,使他们对待宗教信仰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时而接受、时而拒绝基督教,所以受到教皇的惩罚。法国史料记载了吉卜赛人有关这方面的传说。“1427年到达巴黎的一批吉卜赛人曾自称他们是业已向上帝忏悔的异教徒,他们‘原籍在埃及,曾被基督徒征服,当时如果他们接受基督教洗礼,就可以继续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否则就要遭到杀戮或放逐。迫于这种压力,他们归依基督教。以后,又遭到阿拉伯人入侵,他们放弃了基督教而改信伊斯兰教。这种放弃基督教信仰的行为引起德国皇帝、波兰皇帝及其他欧洲有权势的基督徒的强烈不满,再次派遣军队进行征服。最初只是宗教上的原因,想让他们重新信仰上帝,并不想让他们离乡背井。后经教皇、皇帝及领主们协商,决定以后如无教皇批淮,吉卜赛人在其国内不得占有土地、并责成他们举族前往罗马朝觐教皇,以赎前罪。于是吉卜赛人扶老携幼陆续上路。他们到达罗马后,向上帝忏悔了放弃基督教信仰的罪愆。教皇命令他们做连续7年的世界旅行,途中不许他们卧床,以示悔悟。从此吉卜赛人开始了远离故土,浪迹天涯的流浪生活。”

    尽管这是法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但传说必定是传说,不能作为造成吉卜赛人迁徙的真正原因。特别是“原籍在埃及”这一点就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也有人认为是由于异族入侵造成吉卜赛人的大迁徙。其中一种说法认为吉卜赛人的迁徙是由于阿拉伯人的入侵造成的,但是否如上所述是公元10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北印度时逃离印度的呢?根据中世纪阿拉伯和印度的历史的记载,阿拉伯人曾于公元7世纪末叶扩张到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北印度(今巴基斯坦)。但是他们征服北印度后实行比其他被征服地区较为宽容的政策,只设立了总督区和征收人头税,并没有给北印度人带来太大的突破。自公元9世纪以后,阿拉伯帝国开始分崩离析,逐渐走向衰落。10世纪时,分裂后的阿拉伯帝国在内讧和突厥人的打击下,除了只能勉强维持其首都巴格达及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一带的领土外,根本无力再向遥远的印度河流域进行扩张。因此,认为吉卜赛人的流亡原因是10世纪时阿拉伯人入侵印度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另一种说法是吉卜赛人的迁徙是蒙古人入侵的结果。1398年帖本儿曾率领12万骑兵由中亚侵入印度,对印度西北居民烧杀劫掠,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吉卜赛人不得不远离故土,流落异乡去谋求生计。但语言学家根据对吉卜赛人语言的研究,确定吉卜赛人迁徙的时间应为10世纪末期,即公元1000年前后。因此蒙古人的入侵不能是造成吉卜赛人最早迁徙的原因,而只能说蒙古人的入侵给印度西北部人民包括吉卜赛人祖先带来了极大的不幸,迫使许多吉卜赛人参加到流亡的行列。

    比较可信的一种说法,认为吉卜赛人的迁徙由于突厥的入侵造成的。根据突厥史和印度史的记载;公元10世纪中叶,阿富汗突厥人摆脱了阿拉伯人的控制,建立起突厥人的伽色尼王朝。伽色尼王朝不断向外扩张,其东南部领土到达印度的西北边界。公元1001一1027年的26年间,伽色尼王朝的君主马茂德曾率领军队入侵北印度达17次之多,大肆抢劫和残酷屠杀当地居民,给北印度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仅苏姆那特城就被屠杀了5万多居民,被掠夺的财富竟有3万驮之多。北印度人民四处逃亡,流浪各地。这就是中世纪时代印度人民的第一次向外迁徙。

    12世纪时,高尔王朝取代伽色尼王朝,再度入侵北印度,并在此后长达3个世纪的统治中残酷剥削和压迫北印度人民,使北印度农民纷纷破产,大规模向外流亡,造成印度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迁徒。

    这里所谈到的北印度人,即多姆族。多姆族在公元2一3世纪,居住在印度中部高原一带,公元4世纪为人们所熟知,以后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直至旁遮普一带。他们在那里居住了几百年,由于突厥人的入侵开始了流亡生活。他们通过什么路线向全世界流亡呢?

    沦落世界各地

    吉卜赛人的迁徙和流亡是从波斯开始的,上面已谈到公元10世纪阿富汗突厥人不断入侵印度,迫使吉卜赛人越过波印迎界(今伊朗和巴基斯坦边界)进入波斯。英国语言学家约翰.桑普逊在对威尼斯的吉卜赛方言研究中发现,这种吉卜赛方言中含有430个波斯语及波斯至威尼斯之同的其他各种语言的词汇,在亚美尼亚的吉卜赛方言中也含有许多波斯语词汇。这就证明,吉卜赛人在进入欧洲之前,首先在波斯生活过一段时间,在同波斯人杂居期间;受到波斯语的影响。如在所有吉卜赛方言中都可以找到这样一些来源于波斯语的词baxt(幸运)、ambroI(梨)、khangeri(教堂)、angustri(戒指)、rbv(狼)、vurdon(马车)等。他们越过土耳其来到欧洲,大约在公元11OO年时,他们首先来到希腊。对吉卜赛语颇有研究的奥地利语言学家米克罗斯基通过大量研究,考证出吉卜赛人的这条迁徙路线。他从欧洲吉卜赛人的各种方言中,发现了一个规律,即几乎所有欧洲吉卜赛方言中都会有很多中世纪的希腊语词汇。如drom(道路)、karfin(指甲)、dIidi(钥匙)、kokaIo(骨头)、PaPin(鹅)、petaIos(马掌)、tsox(裙子)、zumi(汤)、(v)amoni(铁砧)、isviri(铁锤)等。如果说他们不是在希腊流浪和生活了很长时间,并同当地居民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的话,那么上述这种情况就无从解释。

    1512年加泰罗尼亚(今西班牙境内)制定的宪法中,把吉卜赛人称为埃及人、波希米亚人,同时也称他们为希腊人。由此可以看出,希腊及希腊语对于吉卜赛人是有一定影响的。最早到这西班牙的吉卜赛人是从法国迁移过去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最早吉卜赛人不是通过波斯、希腊,而是从埃及、摩洛哥或其他北非国家渡海到达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话,那么欧洲吉卜赛语中应该含有大量的阿拉伯语。迄今为止,还没有这种发现,而晚期吉卜赛人通过这条路线的迁徙,则另当别论。因此,尽管到目前为止,从各国现存的文史资料中尚未找到确凿而又充分的文字依据,但通过大量的语言学考证,我们也可以相信吉卜赛人到达欧洲时首先在希腊流浪和生活的这种推段是合乎逻辑的。

    进入希腊的吉卜赛人,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来到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希米亚、德国、奥地利、瑞典、法国;从法国有些吉卜赛人到达意大利,有些人到达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而且有些人则横渡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并从英国漂洋过海到丹麦、瑞典、挪威和芬兰,去北欧各国的吉卜赛人,也有的是从德国启程的。过去一直没有有关的文字记载来证明吉卜赛人到达欧洲各国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通过语言学的研究,解决了这个难题。欧洲吉卜赛人的方言中,保留着相当多的希腊语词汇,这些词汇不是近代的而是中世纪的,同其他外来语一样,这些古老的希腊语词汇丰富了欧洲吉卜赛人的方言。相反,亚洲吉卜赛人的方言中,却没有这些词汇。据语言学家调查,欧洲吉卜赛人的方言中,有近百个属于中世纪希腊语的词汇,这就证明了吉卜赛人曾在希腊及使用希腊语的地区居住过相当长的时期。吉卜赛人最初到达希腊的时间约为公元1100年。1322年有两名弗朗西斯科教会修士朝圣途中在爱琴海的克里特岛发现了穴居的吉卜赛人,1350年吉卜赛人到达科孚岛和巴尔干半岛。1378年,希腊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的诺普利亚的威尼斯总督,曾对当地被称为茨冈人的吉卜赛人宣布,他们可以继续享受前任总督给予他们的权利。15世纪末,德国旅行家在同一半岛的摩顿附近,又发现了衣衫褴褛、皮肤黝黑的吉卜赛人以及他们的简陋的小屋。

    法国研究吉卜赛人的学者P.巴达拉尔从历史资料中考证出吉卜赛人从1348年开始到达罗马尼亚的瓦拉几亚,1416年到达罗马尼亚中部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佐拉索夫城。这批吉卜赛人大约有1OO多名,为首之人自称是所谓埃及艾马奥斯王,当地居民对他们的处境深表同情,纷纷送给这批流浪者银币、粮食和家禽,并为他们祈祷。

    1415年300多名吉卜赛人流浪到匈牙利、波希米亚,1417年到达德国,此后他们的足迹踏遍中欧诸国的各大城镇。据这些国家的不完全的史料泛载,进入这些国家的吉卜赛人是属于一个大的部落集团,在向各地迁徙的过程中,他们化整为零,分成几十小的集体各自进行活动,但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匈牙利国王吉基逊德在1423年为这些不幸而又表示忏悔的异多人颁发了通行证。命令在他统治下的匈牙利国土,包括波希米亚在内的各级官吏,对于吉卜赛人予以适当的照顾。要求他们不许刁难和迫害吉卜赛人,不许无辜惩罚他们。一旦吉卜赛人和当地居民发生纠纷或吉卜赛人违犯当地法律,当局需要仲裁或作出判决时,也要经过吉卜赛人的首领。

    相传吉卜赛人在1410年第一次出现在法国的马孔,1419年8月来到法国东部、里昂偏北地区,1420年10月又有人在法国东南的阿尔卑斯山附近的施斯达朗见到过他们。据法国文字记载,1428年8月17日有12名面孔黝黑、戴着大银耳环的吉卜赛人到达巴黎,男人头发卷曲,女人长发披肩,但无论男女都衣衫褴褛。为首的两个领袖骑着骏马,自称公爵和伯爵。据他们自己说,他们这批人原有近20OO人,在流亡过程中死去80一90%,最后只剩下100多人。除了这12人之外,这个集团的100多人,没有得到巴黎政府允许他们进入市内的许可,只能在郊区露宿,后来他们开始到处流浪。

    16世纪以后,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以及欧洲殖民者向美洲的殖民,吉卜赛人也希望换换环境,他们想借此来改善其物质条件和获得重新发展的机会。因此,他们横渡大西洋,来到中美洲。历史表明,从15世纪后半叶开始,欧洲各国已经开始对流浪的吉卜赛人进行排斥、限制和迫害。他们采取了种种限制和压迫吉卜赛人的法律和行政措施,致使吉卜赛人依然流离失所、无法生存。为此,他们寄希望于能在这块新发现的大陆之上、寻找安身之地。到达美洲的吉卜赛人,仍以其固有的生活方式到处流浪,以后足迹遍及各地。巴西的吉卜赛人最初是由于中世纪宗教法庭将他们视为不受欢迎的异教徒,并加以有组织的迫害而被迫离开欧洲的。流放做为一种严厉惩罚,同囚禁和做苦役一样,强加给吉卜赛人。第一个流放到巴西的吉卜赛人安东尼奥.德托雷斯是在1574年到达的,此后这类事情就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整个殖民主义时期,吉卜赛人在巴西的活动都受到限制,但他们仍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保持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

    还有一部分吉卜赛人来到亚美尼亚,在此逗留了一段时间,又经俄罗斯来到欧洲。许多西方学者通过对吉卜赛人各种方言的研究,考证出这条迁徙路线。19世纪末,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地还有数百名吉卜赛人在流浪,他们在与土耳其或与伊朗交界处随意出入。他们的风俗习惯一直保持着与祖先遗留下来的传统相一致。而其语言却受到亚美尼亚活的很大影响,尽管仍然保留大量起源于印地语的词汇,但是在语法上已受到亚美尼亚的相当大的影响,甚至颇为接近亚美尼亚语。在威尼斯的吉卜赛方言中,也残留着不少亚美尼亚语词汇。如bov(炉子)和grast(马)。.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吉卜赛人的迁徙路线大致有两条:一条是从印度出发,经波斯、土耳其进入欧洲。他们首先到达希腊,然后转道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希米亚、德国。到德国后,有部分人去丹麦、瑞典、芬兰、挪威;部分人到奥地利、瑞士至法国。到法国的吉卜赛人,一部分又分别到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另一条路线是从印度到波斯,然后到达亚美尼亚,又经俄罗斯到达欧洲。他们先在东欧流浪,以后遍及欧洲各国.

    另外,还有些吉卜赛集团,从波斯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并留在各地,成为亚洲吉卜赛人。也有一部分人去非洲。

    二、浪迹天涯海角

    人口分布

    现在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吉卜赛人,各国学者说法不一,有人说共计200万,也有人说总数为1000万,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统计数字,能精确地说明有多少吉卜赛人居住在哪些国家,从事何种工作,生活方式如何。

    吉卜赛人是一个浪迹天涯海角的流浪民族,世界各地几乎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在亚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非洲以及大洋洲各地的多数吉卜赛人,虽然曾经接受过所在国政府进行的人口调查,但这只是一种拘于形式的表面现象,许多吉卜赛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并没有被统计进去。吉卜赛人的特点就是四海为家、到处流浪,而各国人口统计又不是同时进行,因而统计数字中就往往没有包括这一部分人。

    也有些吉卜赛人为免遭民族歧视,因而在登记时隐瞒了自己或子女的民族成分,如原苏联的吉卜赛人(茨冈人)约有47.8万人,而1959年进行注册时,吉卜赛人仅13.4万人,1970年为17.5万人,1979年为20.9万人。为了避免引起原苏联当局和其他民族的注意,许多吉卜赛人改变了民族成分,把自己或其子女作为俄罗斯人登记,在亚美尼亚共和国则作为亚美尼亚人登记,因而统计数字是不准确的,吉卜赛人的数字被大大缩小。

    另外,部分吉卜赛人己受到所在国主体民族的同化,有些人己不再讲自己的民族语言,失去了作为吉卜赛人的民族特性。也有些非吉卜赛人由于生活所迫而加入了吉卜赛人的行列,甚至很难把这些贫苦的无业游民同吉卜赛人区别开来。由于长期同其他民族的接触,不同民族的通婚现象频频发生,第二代、第三代混血儿有时也很难说清自己的民族所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精确地统计出吉卜赛人的数字是很困难的。

    但是,也不是说根本无法弄清吉卜赛人的人数。据英国少数民族权利协会于1975年统计,吉卜赛人的总数大约为900万,这个数字是比较可信的。在这900万吉卜赛人中,半数以上居住在欧洲各国。欧洲吉卜赛人约有500余万,其中的2/3又集中在欧洲东部,包括巴尔干半岛诸国。原南斯拉夫有75万吉卜赛人,罗马尼亚有60万,西班牙的吉卜赛人和罗马尼亚一样多,匈牙利有58万,原苏联有48万,保加利亚为44万,捷克斯洛伐克有37万,法国有23万,其他欧洲国家的吉卜赛人数见下表:

    流浪生涯

    吉卜赛人在许多国家内,无论是人数上、民族特点上,还是从对其他民族所产生的影响上看,都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民族集团。然而,时至今日,他们在西方大部分国内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

    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提起吉卜赛人,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他们是一个流浪和“不诚实”的民族。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在他的作品中曾这样形容吉卜赛人:“一个化外的民族,黑头发,神秘,给人算命,喜欢穿花花绿绿的衣服,拉着小提琴,只要你扔一个铜板,他们会立即跳起舞来唱起歌。”华兹华斯笔下被严重歪曲了的吉卜赛人形象至少还牢牢地印在西方上层社会某些人的头脑中。此外,还有所谓吉卜赛人都是“骗子”、“小偷”之类的偏见和种种无稽之谈。笔者1988年在瑞士考察时曾和学术界及一般居民对此问题进行过探讨,多教人仍持有类似的偏见。即便因为生活所迫,有些吉卜赛人出现犯罪行为,也不能把整个民族都当作小偷,哪个民族中没有败类呢?

    实际上,过去有关吉卜赛人的许多传说都是片面的、不准确的、错误的,吉卜赛人常为世人所误解,除了因为财和有关吉卜赛人的传说和事实往往分辨不清之外,也是因为吉卜赛人的传统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跟各地社会截然不同。他们入乡不随俗,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与当地社会隔离的现象。直到现在,许多生活在不同国家的吉卜赛人仍顽强地保持流浪的习俗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也是目前世界上最突出地保持传统流浪习俗的民族,但这一点就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尽管他们心地善良、热情奔放、能歌善舞、多才多艺,也不能改变人们对吉卜赛人的错误看法和往昔的印象。

    古时候的吉卜赛人,赶着带篷的大马车,带着铜碗炊具,弹着吉他沿街卖艺、占卜、看手相、干杂活或做小生意。这种生活方式至今还可以找到痕迹。在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流浪的吉卜赛人,仍然沿用马拉的大篷车作为交通工具;在土耳其和阿富汗,他们住的是帐篷;在中亚细亚,他们骑着骆驼漫游;在西班牙和希腊,他们的活动则依靠骑毛驴;在巴西他们骑着马流浪;在墨西哥及其他中南美洲国家,他们也离不开沿街卖艺;当然,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有些吉卜赛人已经乘坐漂亮的小轿车去流浪了。

    事实上,吉卜赛人并不象人们所简单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四处流浪的民族。吉卜赛人本质上并不是流浪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不承认自己是“漫游的吉卜赛人”。如果不是出于环境逼迫,许多吉卜赛人一年之中是很少移动的。交换住址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移动往往是官方造成的。吉卜赛人的生活方式与许多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方式不同,遗憾的是这个事实却引起了社会上对吉卜赛人带有偏见的指责,也由此而?发生冲多歧视的事例。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由于人们的偏见根深蒂固,许多人至今不愿意吉卜赛人在他们部近占有住地或房屋。

    有时候传统的习惯势力也给人们以错觉,似乎不管怎么说吉卜赛人就是到处流浪,这是不妥当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在美国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市和俄亥俄州的托利多市,有许多吉卜赛人在该地已经定居40多年了,并把居住地当作自己的家乡。不过吉卜赛人的家庭观念很强,除非万不得己;家庭成员绝不愿意分开。一个人在外地找到工作后,整个家庭都要迁往该处。同时婚丧大事在吉卜赛人习俗中颇为隆重,每遇亲友红白事时,他们都要举族前往参加。这些现象也造成举族流浪的错觉。此外,吉卜赛人还有一种习惯,如果族中有人发生了意外事故或非吉卜赛人邻居中有个三长两短,他们便举族远遁以避风险。前几年,在美国俄勒冈州沙兰市平房区有位吉卜赛人被抢劫致伤,于是整个住宅区的吉卜赛人立刻销声匿迹,迁往他处避难达6个月之久才陆续返回老家来。不过吉卜赛人在历史上确实是个流浪的民族,“浪漫的流浪生活”还留在老年吉卜赛人的记忆中。但在许多国家,特别是东欧和北美,流浪几乎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定居的吉卜赛人

    几百年来,吉卜赛人在世界各地的流浪生涯,给人们留下了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象,似乎吉卜赛人全是流浪者。其实不然,吉卜赛人并不都是流浪的。目前在世界上只有1/4的吉卜赛人在四处飘泊,其余3/4的吉卜赛人都已分别在各所在国定居,各国政府为他们安排了住址。

    吉卜赛人在各国定居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定居的吉卜赛人,1322年就有人在希腊的克里特岛发现了定居的吉卜赛人,他们住在类似我国陕北的窑洞中。在罗马尼亚,吉卜赛人大部分一直是领主的奴隶,居住在领主的大庄园,也有人隶属于修道院,住在修道院附近,直到19世纪他们才获得解放。在原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很早以前就有人定居,今天仍能找到遗迹。在土耳其,不但有定居的吉卜赛人,而且还有几乎全是吉卜赛人居住的村庄,也有人居住在城镇及附近地区。在西班牙瓜迪什,更有许多吉卜赛人住在那里,利用起伏不平的天然地势,他们挖了许多“窑洞”,洞内没有窗户,只有门和一个烟筒口,墙壁和顶板用石块垒砌成半圆形。在法国巴黎近郊,过去也有人见过吉卜赛人的住宅,外表非常简陋,用木板搭成的临时棚屋。屋内相对来说还是满不错的,地上铺地毯或油布,墙壁糊着花布,还有点简单的家具,如桌子、碗柜等。

    在流浪的吉卜赛人和定居的吉卜赛人之间,并不十分和谐。在历史上由于吉卜赛人集团所处的环境和经历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结局。有些人象他们的祖先一样,仍然为生活所迫而四处漂泊;而另一些人则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纳入当地社会。流浪的吉卜赛人蔑视定居的吉卜赛人,认为他们是出于种种原因被原来的集体所淘汰的。同时,变流浪为定居将失去吉卜赛人的传统,祖先遗留下来的习俗也将或多或少地有所改变,这就意味着背叛,其结果只能逐渐为当地其他民族所同化。而纳入正常生活轨道的吉卜赛人对那些继续流浪的家族也瞧不起,认为他们抱着落后的传统不放,不能随社会的发展而进步,终究会被历史所淘汰。

    自1950年起,吉卜赛人的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多数人抛弃了祖先留给他们的流浪江湖的传统。欧洲一些国家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英国等国政府制定了各种计划并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措施使流浪的吉卜赛人放弃了过去的传统生活方式而统一到当地社会中去。他们正在进入现代社会,流浪的习俗在逐渐消失。目前全世界75%的吉卜赛人已定居,在东欧90%的吉卜赛人放弃了流浪生涯。

    在匈牙利,基本上消灭了流浪生活。50年代初,长期以来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吉卜赛人开始进入城市,这给匈牙利政府造成了负担和提出了新的问题。匈牙利政府必须解决这些进入城市的吉卜赛人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官方人士认为在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之后,吉卜赛人必然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因而会日益受到匈牙利现代社会的吸引。事实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或者说所发生的变化并没有使吉卜赛人满意,因为他们在城市所从事的职业都是匈牙利人不愿意干的、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工作。近半数的吉卜赛人在匈牙利仍然住在陈旧的房舍或传统的木屋中,另外一部分已住进政府提供的较舒适的公寓。

    在罗马尼亚,同东欧许多国家一样,吉卜赛人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就业和为他们提供房舍。由于罗马尼亚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吉卜赛人的情况较之其他国家为少,因而引起西方学者的误解,甚至认为罗马尼亚政府对吉卜赛人的政策是“秘而不宣”,对他们提供的特别援助是“微乎其微”。实际上,罗马尼亚在对待吉卜赛人问题上与其他东欧国家的不同之处是允许流浪,但仍然尽量为他们提供住房,当然这种住房比起他们传统的棚屋要舒适得多。大部分罗马尼亚的吉卜赛人业已定居,只有少数人仍然按照祖先的生活方式去流浪。

    在南欧的城镇和村庄,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吉卜赛人的居住地,从前只是到了冬季才定居,现在在新的条件下,他们已成为永久的定居者了。希腊的吉卜赛人有一半集中在尼格里塔的菲多基和费莱姆保罗,以及马其顿的古门尼萨,那里有一些吉卜赛人的村庄。在拉里萨、拉米亚、查利多斯、维里亚、斯佩基亚多斯和皮尔都有吉卜赛人住宅区。在雅典的住宅区有1500名吉卜赛居民。

    在美国和西欧的一些国家,吉卜赛人可以比较方便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流浪或定居根据他们的需要。大部分吉卜赛人也已定居下来,所在国政府为他们中的部分人安排了舒适的公寓。不过在美国洛山矶、芝加哥等地的吉卜赛人尽管已有舒适的别墅和漂亮的小汽车,却仍然喜欢过半定居的生活。

    除了定居和流浪的吉卜赛人之外,还有一种吉卜赛人移民工人,他们构成一种新的因素。这些人多数原南斯拉夫、士耳其和西班牙,前往西欧或北欧去找工作。这些移民集团大约有7—8万人,最大的集团常见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

    三、在屈辱中生存,值得同情的民族

    绪言

    吉卜赛人的真理在哪里?

    就我的记忆所及,

    我带着帐篷走遍世界各地,

    寻找真挚的爱,

    寻找幸福的正义。

    我随岁月而苍老,

    却仍未见到真诚的爱,

    也未听到正义的声音。

    我不知道吉卜赛人真理在哪里。

    这首诗是吉卜赛作家拉西姆.萨迪克所作,他和他的同胞所向往的真理、正义和幸福,在几个世纪的严酷的现实中逐渐破灭了。吉卜赛人有史以来几乎在全世界都是被拒之门外的少数民族,他们备受歧视与污辱。根深蒂固的偏见所引起的虐待,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的迫害,在全世界自古至今都普遍地存在。他们缺少受教育的机会,几乎大部分人都是文盲。他们很难找到一个正当的职业,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从事“卑贱”的工作,受到别人的歧视。吉卜赛人为了获得生存和做人的权利,一次又一次迁徙,从这个地区到那个地区,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甚至翻山越岭,远涉重洋走遍世界各大洲。从10世纪开始,吉卜赛人拖家带口、扶老携幼踏上征途,多少代人到处流浪,但也没有找到理想的安身之处。“王道乐土“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恰恰相反,他们无处不受迫害,为了生存就必须从事别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如手艺人、清道夫、收废品、饲养员,有些人不得不沿街卖艺或以算命卜卦为生。这些活动在所在国当局许可范围内一直沿续至今,甚至因从事这些“卑贱”的职业而产生了一些部落的名字。

    历史上遭受的迫害

    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各国的大民族主义者强调国家的纯一性,对于少数民族进行排斥,而处境本已十分不幸和遭受歧视的吉卜赛人则进一步遭到迫害。从15世纪后半叶起,各国开始对吉卜赛人采取全面的取缔措施。反对流浪的法律、法令、条例接二连三地制定出来。最早反对吉卜赛人的措施是瑞士中部的卢赛恩市议会于1471年制定的,该议会通过立法禁止吉卜赛人在其联邦领土内逗留。1499年,西班牙皇帝斐迪南颁布《梅第纳土地实用规则》,其中明文规定,吉卜赛人必须有固定住所,限两个月内定居市镇或乡村。否则受到鞭笞惩罚,男子100下,女子50下。鞭笞以后如果仍然没有住所,则将割掉其两只耳朵。然后驱逐出境。此后,吉卜赛人所遭受的迫害就司空见惯、日甚一日了。在16世纪,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颁布了同样的法令,如葡萄牙在1526年,荷兰在1537年,那瓦拉在1538年,威尼斯在1538年和米兰在1568年。在这些残酷的法令下,吉卜赛人象奴隶一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经常被派去做苦工或无端被处死。

    法国于1504年开始下逐客令,1539年弗兰索瓦一世颁布全国性法令驱逐吉卜赛人。1561年沙洛尔九世进一步在全国范围驱逐吉卜赛人,奥尔良会议决定用“火和剑”消灭吉卜赛人。此后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都曾下令驱逐吉卜赛人,并规定如有抗旨不遵者,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

    英国丝毫不比其他国家“逊色”,对吉卜赛人迫害的措施层出不穷,采取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杀。其方法颇具英国特色,它不但迫害从国外流浪到英国的吉卜赛人,而且对那些英国出生的吉卜赛人或非吉卜赛人因生活所迫而加入了吉卜赛人流浪队伍的其他族人,也进行惨无人道的打击。据1596年英国历史资料记载,当时流浪在英国的某个吉卜赛人集团共有178名成员,其中一部分是从其他国家进入英国的,另一部分则是英国无业游民为了生存而加入了吉卜赛人队伍的。这个集团在当时的约克公爵领地内流浪,有的人以看手相、占卜为生。英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这个集团的全体成员逮捕,投入监狱。对其中106名成年吉卜赛人交付审判,并宣布一律处以死刑。在被判死刑的人当中,抚养子女较少、出生国外的为首的9个人被押送刑场立即执行。被判处死刑的家属和尚未执行的97名“罪犯”痛不欲生,要求当局将他们一齐处死,其情之惨使在场者目不忍睹。后经政府特殊批准,这批吉卜赛人才幸免于难,但必须在8个月内“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回到各自出生地,不准再到处流浪。归途中除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外,不准在任何地点居住一日一夜。

    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流浪的吉卜赛人进行无端的迫害,其目的就是限制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强迫他们定居。审判第结果以迫使他们接受英国当局的安排而告终,但这种结局对吉卜赛人来说还算比较好的,无缘无故死于非命的事例则举不胜举。

    在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境内),吉卜赛人初到这里的时候曾受到国王的保护和名地居民的同情,甚至赠送给他们许多粮食和牲畜。1423年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也曾敕令贵族们注意尊重他们的传统自由。此后对待吉卜赛人却一反常态,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到18世纪时达到了高峰。

    为了把吉卜赛人纳入匈牙利社会“正常”生活轨道,匈牙利及波希米亚女皇在1761年敕令境内的吉卜赛人改变流浪生活,强迫他们定居,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不准他们在市内露营;强迫他们定居,使之成为“新匈牙利居民”或“新匈牙利农民”;强迫吉卜赛儿童寄养在基督徒家中接受教育;吉卜赛人如果没有谋生的技术和取职业,不准许他们结婚,等等。

    此外,匈牙利政府还采取其他耸人听闻的措施对吉卜赛人进行惨绝人寰的迫害,经常无故逮捕他们并进行严刑拷打,强迫他们承认犯有“盗窃罪”、“杀人罪”等。1782年就曾发生过一起屠杀吉卜赛人的大惨案。匈牙利当局以吉卜赛人“食人肉”的莫须有的罪名一次就杀死了45名吉卜赛人,为了掩盖其罪恶活动,匈牙利国王约瑟夫下令成立专门“委员会”,在其授意下,“委员会”派人发表了“证词”,胡说什么“除了有罪者之外,并没有人丧失生命”。事后经过反复调查,证明这些吉卜赛人全部死于无辜。

    德国和波希米亚当局对吉卜赛人的迫害也是极其残酷的,如各地区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制定禁止吉卜赛人进入该区的法令,一旦他们违犯禁令就予以惩罚,轻则割去耳朵,重则斩首示众。在某些地区,甚至到处张贴吉卜赛人的面像,禁止吉卜赛人入境的法令家喻户晓,如发现他们的踪迹要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16世纪末、17世纪初,波希米亚著名的军人华伦斯坦将军经常放纵部下劫掠、屠杀吉卜赛人。这中迫害在纳粹德国时代达到了顶峰。纳粹分子用最野蛮、最残酷的手段对待吉卜赛人,妄图从肉体上消灭这个民族。尽管缺乏最精确的统计,但是在战后已经发现的吉卜赛人尸体至少也有50万具。

    灭绝吉卜赛人的行动是德国纳粹党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近代德国,官方对于吉卜赛人的种族歧视始于1899年。巴伐利亚当局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吉卜赛人事务处,除日常管理工作外,对所谓越轨行为的吉卜赛人建立专门档案。1929年吉卜赛人事务处从州一级升格力全国性组织,总部设在慕尼黑。从那时起,未经警方批准,吉卜赛人不得随意迁居。年满16岁而又无职业证明的吉卜赛人必须在反省院服劳役两年。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对于吉卜赛人的迫害己登峰造极、令人发指。

    历史学家约瑟夫.比利希在其《德国与种族屠杀》一书中指出,纳粹对吉卜赛人实行种族灭绝采取了三种办法,即制止出生、驱逐出境和直接屠杀。

    一个名叫波尔西的医生在致元首希特勒备忘录中建议:“对吉卜赛人实行强制劳动及大规模绝育,因力他们危及德国农民的血统纯洁。”许多吉卜赛妇女都成为拉文斯布吕克党卫队医生实验的牺牲品。此外,并强迫120名吉卜赛姑娘做了节育手术。与非吉卜赛人结婚的吉卜赛妇女都必须在指定的杜赛尔多.黎兰费尔德的医院里做节育手术,以防止“吉卜赛人血液危及德国人种的纯洁”。由于当时医学水平或其他原因所致,许多妇女在节育手术时失去了生命。在纳粹德国时期,凡无法证明具有德国国籍的吉卜赛人一律驱逐出境。有5000多吉卜赛人被驱逐到波兰罗兹的吉卜赛人居住区,当地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几乎无法生存下去。

    1937年12月14日德国颁布的一项法令宣布吉卜赛人为“屡教不改的罪犯”,使吉卜赛人情况更为恶化。1937年冬和1938年纳粹当局大规模逮捕吉卜赛人,过去还以吉卜赛人无固定居所为借口,此时连在曼韦尔特村定居并拥有土地和葡萄园的300多人也一起关押起来。在毛特豪森、古森、道特梅尔根、纳茨维勒、弗信斯堡以及布痕瓦尔德等集中营里,许多吉卜赛人被秘密处死。

    1938年12月8日颁布党卫队头子希姆莱的法令后,所有吉卜赛人的地址均为警察局所掌握。翌年11月17日的法令更禁止吉卜赛人离开自己的住所。在1941年警察局成立了行刑队,灭绝吉卜赛人的行动达到高峰,纳粹分子时常使用惨绝人寰的集体屠杀手段。

    被驱逐出德国的吉卜赛人也没有逃脱纳粹分子的迫害和屠杀。驱逐到波兰的3万吉卜赛人最终死于贝乌泽茨、特雷布林卡、索比博尔及马伊达内党的集中营。奥施威辛集中营的一些幸存者如库尔卡和克劳斯在《死亡工厂》一书中对1944年7月31日大屠汞杀进行了详细的揭露。此外,在苏联1941年12月24日夜,800名吉卜赛人被纳粹分子枪杀。在南斯拉夫,1941年10月在亚伊尼策森林杀害了一批吉卜赛人和犹太人,名地居民至今记忆犹新。

    此外,当直接镇压也不能使吉卜赛人“遵守纪律”纳入所在国的秩序和被当地主体民族同化的时候,各国政府就开始采用另外一些残酷剥削的政策。英国就曾把吉卜赛人强迫送到芬格兰煤矿去采煤。罗马尼亚50万吉卜赛人沦为奴隶,被强迫在奴隶主庄园进行耕作或从事其他劳动,直到19世纪中叶,他们才获得解放。1845年罗马尼亚的一个贵族在布加勒斯特的报纸上刊登广告,出售属于自己的200户吉卜赛家庭。1851年摩尔达维亚官方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名单,上面列有吉卜赛人的94名男人,85名妇女,86名男孩,84名女孩的姓名和相貌特征。这些人是已故大臣故阿列库.斯因尔扎的财产,广告用意是把他们连同家具一起卖掉;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曾把他们流放过,最后发现把吉卜赛人遣送到北美和南美殖民地最为有利。巴西的吉卜赛人最早就是从葡萄牙流放来的。

    歧视迫害仍在继续

    战后时期吉卜赛人的状况并没有很大变化,他们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歧视和迫害随时随地降临他们身上,使吉卜赛人的生活和健康遭到很大损害。个别人的不幸可以因别人的关怀或环境的改变而有所弥补,但吉卜赛人这样一个没有自己的民族国家,流浪全球的特殊民族问题却被人们遗忘了。在世界各地,吉卜赛民族问题普遍地被忽视、无人过问,致使他们的子孙后代象祖先一样仍然挣扎在无底深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生活。

    近几十年来,吉卜赛人日益觉醒,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奋斗。他们的一些较大的团体正在东欧和南欧的某些国家内兴起。他们的遭遇也有了转机,如在南斯拉夫等国,他们业已取得了同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利;而在西欧及其他地区一些国家,这些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流浪集团仍然遭到排斥和歧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正义的人民对他们深表同情,一些有识之士对此也感到忧虑。瑞典议员丹尼尔.维鲁克德在斯特拉斯堡社会与保健问题委员会上曾说:“吉卜赛人经常遭受歧视,这个事实使他们在许多问题方面的处境更加恶化了;这完全不符合欧洲人权会议的基本思想和联合国通过的人权宣言的精神。这种相当明显的,应当受到谴责的歧视,阻碍了吉卜赛人的发展。因此,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结束这种歧视是当务之急。”①又如1988年底当我访问瑞士时,列托.曼语基金会负责人简.贾奎斯先生对我说:“我们很对不起吉卜赛人,到现在都觉得很惭愧,本世纪20年代,瑞士曾发起一个陆地孩子运动,强迫吉卜赛孩子同他们的家长分开,进入寄宿学校,以使他们定居化,这个运动是由一个亲法西斯思想的瑞士人发起的,属于半官方性质。直到1974年才结束这个运动。使许多吉卜赛人家庭破裂,卜赛人已要求瑞士政府公开道歉,并通过有组织的调查找到那些失散的人。”

    在法国,目前吉卜赛人在法律上仍受到歧视。1969年1月3日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吉卜赛人外出时必须携带“通行证”,以便警察当局随时进行检查。法国在今天的西方被认为是开放的社会,连边境都可以自由出入,在国内没有对任何民族集团的成品在迁徙道程中作出具体的限制,但对吉卜赛人却作出带有歧视性的限制。该法令第七条规定,流浪的吉卜赛人归属于哪个行政区管理,应由地方行政长官决定。欧洲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法国的其他公民均有选择居往地点自由,而吉卜赛人所属的法定的行政区域,却不安排9万流浪的吉卜赛人的居住地。只是简单地由警察对他们进行严格管理。1912年法国制定的法令,对于吉卜赛人的流浪传统加以限制和刁难,这个法令现已为历史所淘汰。1912年的法令,看上去似乎并不太苛刻,但对吉卜赛人的歧视实际上并没有减少。

    该法令还规定,吉卜赛人的身份证必须详细记录持征人的身体特征。吉卜赛人的家庭每到一处,无论城镇或村庄,都要出示证件,由地方省局验证并加盖公章。每当他们停留在某地时,还必须去学校为孩子们注册。地方教育局据此统计吉卜赛儿童入学情况,当然这种统计的结果吉卜赛儿童入学率非常之高。实际上,吉卜赛儿童中大部分并没有去上学,甚至90%的吉卜赛人是文盲,他们在文化上的发展几乎看不出来。此外,有些地区对流浪的吉卜赛人实行高压政策,使他们在当地连一夜都呆不下去。新法令第十条还规定,对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三年者,剥夺其公民权利。

    英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之一,当局对环境保护十分重视,然而处在这种“文明与福利社会”之外的吉卜赛人日子却不好道。据统计,英格兰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当局,以环境保护为由,用于骚扰和驱赴吉卜赛人以及围栏赶走吉卜赛人后空出来的地皮的费用高达1OO万英磅,而同一时期他们仅为45个吉卜赛家庭提供了合法的固定住所。沃尔索尔市议会在1974年12月16日作出决议,将市内的流浪者赶出市区。该市当时不想解决、也解决不了对吉卜赛人的安置,因此这批吉卜赛人生活越来越没有保障,不得不继续流浪。以前他们还可以购买地皮,营造过冬的住所,但1960年颁布的大篷车营地和开发条例,授权地方议会封锁这些营地、拆除住房。因为这些住房“不合乎标准”。于是这些吉卜赛人家庭又回到一种被警察和地方官员驱赶而东搬西迁的生活。由于工作性质的变化,吉卜赛人从农村流向城市,增加了对城市的压力。各地拆毁贫民窟和驱赶吉卜赛人的暴力行力和悲惨景象随时可见。

    当吉卜赛人走投无路、不得不触犯那些不公正的、早已使他们陷入绝境的法律寸,他们便遭到制裁。针对吉卜赛人沿途流浪的习俗,有些国家故意制定法律禁止在公路上过夜。英国1959年的公路法规定:“凡未经法律许可或宽宥而在公路上宿营者便是犯法。”

    受歧视、受迫害的原因

    吉卜赛人自古至今在世界各地几乎都遭到歧视和迫害,这是极不公正的。不应该如此地去对待这样一个值得同情的民族。从对吉卜赛人起源的考证,我们己清楚地知道,是由于异族的侵略使他们离乡背井、漫游世界去寻找一条生路。然而,在流浪的道程中,可以说从公元10世纪开始直到20世纪的今天,一千年来都没有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吉卜赛人到处都受到歧视和迫害呢?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吉卜赛人无休止地遭受迫害的原因之一是非吉卜赛人世代相传的偏见。按照中世纪的况念,遥远的国土,讲着别人听不懂的语言的吉卜赛人,是可疑的和下贱的。人们往往把吉卜赛人同流浪汉、小偷看成是一类人,甚至认为他们回施展妖术,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不幸。因此对他们避而远之,以免遭到不测。

    15世纪时,法国东北部马尔纳河畔的某个村庄来了一批吉卜赛人,他们要求村民允许他们在该村过夜。而这些法国农民如临大敌,有人拿着长矛,有人拿着弓箭,不分老幼蜂拥到村口,不准许他们进村。原因是在此之前曾来过一些吉卜赛人,在村中住宿的时候偷了农民的东西。因此村民(实际上是世界上许多人——包括研究吉卜赛人的学者)认为“吉卜赛人妇女和儿童善偷窃,经常神不知鬼不觉便偷走村民的金银首饰、食品、家禽;家具以及一切可以偷走的东西,所以不受人欢迎”。

    1907年10月法国国会辩论中,一位议员打断另一位议员的发言时提出:“你能根据什么来判断准是吉卜赛人?”回答是:“这些人没有职业和国籍,因此也没有家,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听说他们好象波希米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那些地方,也有可能中欧或东南欧洲。对于这些是非人物,我们希望不要惹上麻烦,保护自己。这些人做的是铸造匠、编竹工和马贩子一类我们所不了解的行当,他们从老远的地方来,安的是什么心?这是极为明显的事!由于他们的强盗、小偷和行乞的行径,使我们的村民常常受到骚扰,这也是他们得不到任何人同情的原因。其所以要把他们置于保护之下,不论是基于应付当前的暴乱或将来的报复,那都是为了他们所制造的恐怖。”

    这是一个带有污辱性的、十分荒涎的定义,但它却代表了各国统治者和不了解吉卜赛这个特殊民族的某些人的看法。千百年来一直把这种谬论强加于吉卜赛人。在荷兰,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还把吉卜赛人称为异教徒。教会的活动不准吉卜赛人参加。因为教会反对占卜、看手相和施巫术,于是长期以来吉卜赛人成为欧洲受人歧视的“黑人”,遭到教会、政府和行会这些中世纪社会基石的反对。统治阶级认为偷税漏税的,生活方式奇特的吉卜赛人没有用处。因为对这些人难以施加剥削。吉卜赛人一直处在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之外,大部分人靠从事受人蔑视的马贩子、铁匠和卖唱艺人等活动为生,近年来一些国家招聘他们充当清道夫、废品回收人一类的职业,最令人愤慨的是,在西方某些国家的法律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企图把吉卜赛人同一些被剥削者(不管是16世纪英过的乞丐,还是今天流离失所的失业者)一起列入剥削者的行列。

    这种偏见一直持续了许多世纪,甚至希特勒时代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也没有清除掉反吉卜赛人情绪。战后的欧洲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对吉卜赛人仍然抱着各种偏见不放。许多国家以“妨碍安全”和“构成反社会的犯罪因素”为借口随意剥夺吉卜赛人的自由。德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已经试图对外国的吉卜赛人重新关闭国境,以此来缩小问题的规模。与此同时,又集中力量采取各种措施来折磨他们国内的吉卜赛公民,认为自由不羁的生活一旦受到各种限制或约束的时候,吉卜赛人就会被迫定居下来,在新的城市贫民窟中销声匿迹。但荷兰自1957年起被迫停止了这项政策,因为当局对这些从一国到另一国往返流动的吉卜赛家庭所采取的各种限制措施,同法国、英国及其他国家一样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另外一个原因是吉卜赛人顽固地保持自己的文化、侍传统和风俗习惯,不易受所在国主体民族的同化,招致其他人的反对。吉卜赛人的文化模式自15世纪以来没有什么变化,继承了祖先遗留下来的传统,尽量不受各国文化的影响。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这些不同时期的、弛名世界的著名作家笔下的吉卜赛人都具有颇为类似的特征。因而吉卜赛人看了这些作品之后都异常兴奋,甚至认为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都是自己民族形象的真实写照。这也说明吉卜赛人许多世纪以来并没有抛弃祖先遗留下的传统,因而不同时期作家的作品中,不同人物的形象都使人感到与现实生活中的吉卜赛人颇为相似。

    从吉卜赛人被迫踏上征途的时候开始,直到目前他们的足迹踏遍全世界五大洲,不论是流浪的还是定居的吉卜赛人,他们都与所在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脱节,而且在历史上一向被当地社会所排斥。在许多国家,地方政府企图把他们纳入当地社会,使他们成为社会统一体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让他们放弃流浪生涯,定居在各国;让他们改变过去的传统和文化,接受所在国主体民族的同化。但是吉卜赛人总是想尽办法摆脱当局这些安排,继续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一致性。尽管吉卜赛人同他们最初到达的国家的居民混血很多,但他们的后代同样保持吉卜赛人固有的传统,并没有对这个民族集团的发展起很大影响,这使各所在国当局和大民族主义者十分恼火,把吉卜赛人看作是顽固不化的落后民族,是天生的流浪者,不能接受现代社会的文明。因此,这些长期被人歧视的吉卜赛人的处境就更日趋恶化,招致更多的歧视和迫害。

    另外,吉卜赛人自公元10世纪从印度西北部经波斯向欧洲迁徙和流亡后,没有形成一个民族国家作为吉卜赛人的坚强后盾。这也是吉卜赛人总是受到歧视和迫害的原因之一。而且千百年来各国学者,甚至连吉卜赛人自己对于吉卜赛人的起源问题也没有搞清楚,不知他们何方,也不知道他们的祖国究竟在哪里,只是根据种种设想和传说,或许埃及,或许宋自波希米亚。加上世裘的偏见和吉卜赛人不易被同化和顽固地保持自己传统的特点,他们所遭受的歧视和迫害就司空习惯、永无休止了。

    华侨或者华族是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在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都有他们的足迹。大部分集中在东南亚各国,其中在新加坡,华族占全国人口的80%,在马来西亚,同马来族、印度族构成名地人口的绝大多数。然而在我国解放前,华族在各国处境也是十分困难的,除少数上层人物外,大部分人也受到歧视和污辱,因为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没有作为大国的国际地位。华族有自己的祖国,只是这个祖国不强大,遭受到歧视和污辱,那么吉卜赛人没有祖国,势必会遭到更大的不幸。由于吉卜赛人的起源没有搞清,印度也没有把他们当成大家庭的成员,何况当时印度也同旧中国一样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

    近几年来,印度政府对吉卜赛人的命运表示了关心,1974年6月印度议会发言人G.S.迪隆说:“欧洲吉卜赛人来源于印度的旁遮普。”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也表示了对吉卜赛人的关心。某些西方学者希望印度利用她同东欧国家的特殊关系,去影响各国政府对吉卜赛人的政策,以此来提高他们的地位。但是学者们的好心并不能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印度政府所表现的某种关怀对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吉卜赛人必须经过自己的努力和斗争来改变受压迫的现状。

    四、内部社会结构

    绪言

    许多世纪以来,吉卜赛人艰苦而顽强地生活在世界各个角落。但是,不管他们生活在哪个国家,都是当地社会的最低阶层。目前在一些国家中对吉卜赛人的歧视,尽管在法律上已被废除,但实际上仍然存在。他们被排除在发达的社会之外,缺乏就业机会,只能从事人们所鄙视的、“下贱”的职业。他们做铁匠、马贩子、酒吧间的乐手和歌星,近一些年来有一些国家招聘吉卜赛人当清道夫、废品回收人,如西班牙的马德里市30%的收废品的小贩是吉卜赛人。还有一些吉卜赛妇女在大城市的广场上行乞。

    吉卜赛人容易在以衣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找到就业的机会,那里到处存在和需要他们所擅长的职业,在当地的社会经济中比较能发挥他们的作用。而在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手工业早已奄奄一息,吸收手工业劳动的机会已日益减少,社会化的现代工业生生,改变了吉卜赛人所向往的自由不羁的生活和保持民族特色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吉卜赛人无法靠从事手工劳动而生存。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袭,又使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越来越难以继续维持,他们的部落组织已无力解决吉卜赛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了。

    近些年来西欧和北欧的吉卜赛人的境遇日趋艰难,特别是那些较小的四处流浪的吉卜赛人共同体。西方国家对待吉卜赛人的态度和政策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和善的姿度要吉卜赛人放弃他们的身份和传统的生活方式,进入所谓现代化的“正常”社会;另一方面是对他们进行骚扰和同化,迫使吉卜赛人放弃他们传统的流浪生活,以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

    东欧和东南欧的某些国家,在理治上把帮助不发达民族作为自己的责任,但是,政府在制定计划时对吉卜赛人的需要和愿望缺乏了解,实际上对吉卜赛人采取同其他国家一样的高压政策。强迫流浪的吉卜赛人停止他们的旅行,并鼓励定居的吉卜赛人接受当地各民族的同化,以提高社会地位。如前捷克斯洛伐克在1969年曾允许其国内吉卜赛人召开全国代表大合,到1973年却改变态度,竟然阻止吉卜赛人在“五一”市前夕举行集合。斯洛伐克地方当局也曾破坏当地吉卜赛人的平静生活,把大多数吉卜赛人家庭强迫迁移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学家伊娃.达维多娃博士曾遮遮掩掩地说:“……不管怎么说,搬迁政策在消灭这些吉卜赛村落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原因在于执行过程中,并不总是征得吉卜赛人的同意,或者是没有充分了解吉卜赛人的特点。”

    法国

    第三部分已经谈到法国的吉卜赛人在法律上是受到歧视的。1969年1月3日颁布的法令中明文规定吉卜赛人外出时必须携带“通行证”,以便警察当局随时进行检查。另外,法国政府同意大利、西班牙政府一样,也曾发出通知,建议地方当局为吉卜赛人设立大篷车队的停车场,但是,政府既不强制地方当局这样做,也不检查上述建议的放行情况。实际上,队政府这些通知作出反应的不过是微乎其微的几个地区,而且地方当局所指定的停车场所的条件很差,只是在荒地上建立了宿营地,那里连自来水都没有。在全国各行政区,有很多地方都挂着“茨冈人禁止入内”的牌子。这种对吉卜赛人明目张胆的歧视,似乎并没有引起法国中央政府的重视和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甚至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1974年3月,在赫尔德市议会所在地,发现了一个有10个孩子的吉卜赛家庭,此事使该市市长十分恼火,他亲自签署命令将这个吉卜赛家庭赶走。政府派人用推土机将这家简陋的木屋推倒,然后放火烧毁,并命令这个家庭将全部牲畜、家禽杀掉。这位市长大人这么做的原因是“为社会治安负责”。在其他地区,这类骚扰也是司空见惯的。1969年11月,宪兵队驱逐在塔米尼的洛塞附近一个树林里的70辆大篷车组成的车队。在此之前,在尼斯有9家吉卜赛人被驱逐,一个婴儿在被驱逐时丧生。1973年又有许多家庭遭到里尔警察当局的暴力驱逐。上述作法是对法律的公开践踏。这也反映出地方当局和政府的矛盾,他们无视政府的规定,用暴力驱逐吉卜赛人。但话说回来,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实际上得到政府的默许和纵容。

    户瓦尔省的大工业城市南特,200-300户吉卜赛人找不到居住的地方,少数流浪的吉卜赛人被允许在罗歇莫里斯附近指定的场所停留,但是,禁止吉卜赛人从这里前往非吉卜赛人旅行者的宿营地。后来由于莱雷斯慈善协会开设了两个私营宿营地和市政府设立了一个公开宿营地,才使情况有所好转。

    1972年10月12日巴荣纳市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茨冈人的任何车辆在市内停留,他们只能在官方指定的一小块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没有任何卫生投设备,而且只能容纳两辆大篷车的地方停留。法律公布后,巴荣纳的吉卜赛人向市长提交了抗议书。

    除了这些备受欺凌的、流浪的吉卜赛人外,还有1O万半流浪的吉卜赛人,他们居住在贫民窟的小棚屋里。而这些棚屋的地皮属于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私营公司和军队所有。1967年在洛塞一苏斯一博伊斯附近,罗姆人国际委员会成员无可奈何地看着武装警察和士兵用推土机将吉卜赛人棚屋推倒。致使4000户吉卜赛人(其中许多是南斯拉夫的工人)流离失所,他们的大部分私人财产,有的甚至连私人文件和现金都被推入土中。许多人到布尔歇机场附近的贫民窟中避难,而这里居住的是从西班牙加罗马尼亚迁来的吉卜赛人,因此,实际问题并没有解决,又不过是使吉卜赛人从一个贫民窟转移到另一个贫民窟而已。

    1972年12月22日政府又颁布了一项法令,对许多吉卜赛人的生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项法令禁止沿街叫卖,而吉卜赛人中马努斯群的大多数和辛特群的一半靠沿街出售从手帕到地毯等各种手工艺品为生。这个法令对吉卜赛人是个沉重打击,切断了他们的生活来源。

    西班牙

    西班牙的吉卜赛人大部分居住在格拉纳达、巴塞罗那、阿里坎特等地,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特别是1970年以来随着西班牙旅游事业的发展,政府发动了一场拆毁有碍市容的住宅的运动。致使巴塞罗那地区的吉卜赛人小棚屋被官方派人用汽油点燃烧毁。一些提出强烈抗议的妇女被警察抓去剃了光失。而住在格拉纳达著名的萨克罗山洞里的吉卜赛人,被赶到拉查那的西班牙裔居民区去。1971年2月西班牙警察还烧毁了圣阿马罗吉卜赛人住地,6间木屋立即化为灰烬,致使20名吉卜赛儿童及其父母无家可归。

    在巴塞罗那,一些慈善团体资助吉卜赛人成立秘书处,它的活动己扩大到南方的塞利维亚、马拉加等城市。政府对该组织冷眼相看,不给予任何资助,因此他们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慈善团体发动自助运动,使马德里南部和阿尔塔米拉的100多个吉卜赛家庭,以及维多利亚的吉卜赛人的村庄50多户人家搬迁新居。在马利奥尔卡改变了过去住房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现在900多户吉卜赛人住进预制件盖成的楼房。在教育方面也取得一些成果,但从吉卜赛人口来看,教育发展的规模仍不能满足需要。在巴塞罗那的拉波罗那住宅区,700个吉卜赛学龄儿童中只有30个进入当地唯一的慈善学校读书。在拉巴斯、萨拉戈萨情况用好一些,200个儿童中有一半人进入靠自由捐助维持的学校。西班牙许多法律条文虽非专为吉卜赛人而立,然而,实际上确被用来迫害和惩罚吉卜赛人。例如地方法令第50条规定每个人都应有固定住所,流浪生活被认为是非法的事。吉卜赛人中过着流浪生活的将近1/5,他们是最穷的,依靠在水果旺季为人采摘水果,农忙时期受雇打短工,做清洁工、白铁工、收废品和做小买卖维持生活,这条法令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生计。

    正如吉卜赛秘书处一位领导人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所说:“我们的同胞中许多人的生活是悲惨的,他们住的是用下脚料拼凑起来的房子,这种房子一下雨就会被雨水淹没、冲垮,于是这些地方就被用来盖公寓了,我们的同胞被赶走。我们要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并不是家长式的统治,而是相互宽恕和谅解。”

    在各受歧视和无出路的情况下,吉卜赛人只好继续流浪,许多人加入移民队伍,有的人到法国的马赛、巴黎等大城市,有的人到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区。他们到达那里又首先在贫民窟落脚谋生,从此又开始了恶性循坏。

    英国

    英国吉卜赛人的环境也十分艰难,以环境保护为借口驱逐吉卜赛人的事件频频发生。英国曾向荷兰学习,通过了一项设立大篷车营地的条例。尽管没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但由于政府给予地方当局的鼓励和压力较小,大篷车营地开创工作进展缓慢。100多处营地远远不能满足吉卜赛人的实际需要。

    政府政策上的改变使某些地区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根据1968年法令中的特别条款,管理吉卜赛人的权力逐步转移到地方议会,使地方当局有权驱逐吉卜赛人家庭。地方当局以有碍市容容为借口不断驱逐吉卜赛人,烧毁他们的棚屋,使更多的吉卜赛人流离失所,重新加入流浪的队伍。同时,官方指定的大篷车停留场和私人资助的驻地也不断地缩小。

    在教育方面,全国吉卜赛人教育委员会经过多年的努力,使吉卜赛人的住宅区建立之前教育形势就有了好转。每年开办一些季节性临时学校,现已有60名国家任用的教师,专门从事流浪的吉卜赛儿童的教育工作,但仍有4000名儿童没有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希腊

    在这个吉卜赛人到达欧洲时最早的落脚点的情况并不太坏。希腊的吉卜赛人有5.2万多人,其中的一半定居在尼格里塔的菲多基和弗莱姆包罗,以及马其顿的左门尼萨,那里有一些吉卜赛人村庄。在各大城市均有吉卜赛人住宅区,其中雅典市的圣巴巴拉住宅区有1500名吉卜赛人,萨洛尼卡郊区有3000名吉卜赛居民。流浪的吉卜赛人家庭,多数靠替农场主采摘烟叶、编筐、修理桌椅、提篮叫卖和其他流动性工作维持生活。

    希腊的吉卜赛人成立了希腊罗姆人同盟,该组织属于罗姆包罗国际委员会领导,为争取民族权利和尊严而斗争。希腊政府没有采取特别措施去限制吉卜赛人,但也没给他们任何特殊帮助和照顾。当局深感头痛的是大批没有护照的吉卜赛人于希腊北部和土耳其接界地带随意出入往返,这些人大部分是名义上的穆斯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被土耳其和保加利亚政府强行赶走的。

    土耳其

    土耳其的吉卜赛人相当多,估计有50万人,其中流浪的比例也较大。伊斯坦布尔有几处吉卜赛人居民区,生活著着1.5万名流浪者的后裔。安卡拉的吉卜赛人贫民窟在辛辛卡亚区。伊兹密尔也居住着许多吉卜赛人家庭。在士耳其的吉卜赛人生活贫困、文化落后,只有少数儿童得到求学的机会。尽管土耳其政府并没有专门反对和歧视吉卜赛人的法令和条例,但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吉卜赛人,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对地方当局,特别是警察,总是持有戒心的。他们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得不在公共场所隐瞒自己的身份和语言,表面上接受当地人的同化。他们之中有少数人可以在当地的工厂找到工作,男人有可能被卷烟厂雇佣,女人在纺织厂出卖劳动力。有许多定居的吉卜赛人靠捡破烂来维持生活,他们什么都要,搜集废纸破布、拾废铜烂铁,甚至连未烧尽的焦炭也捡来洗净、晒干后再卖给工厂或家庭使用。在城市的吉卜赛人从事擦皮鞋、扫马路、当搬运工、杂工或佣人等职业,收入均极低微。在土耳其的伊兹密尔城外,一个叫帕帕斯的地方,居住着一群吉卜赛渔民,以捕沙丁鱼为生。这些吉卜赛渔民生活是最贫苦的,他们在卫生条件极差的沼泽地上用木头和泥土建造小小的住房,饮食除了鱼和面包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平时还要节衣缩食为过冬做准备。同其他国家的吉卜赛人一样,搞音乐的人的境遇就不同了。在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一些地方,有些吉卜赛音乐家收入相当可观。他们的许多乐曲和歌曲被录音,发行世界各地。

    独联体

    前苏联吉卜赛人作家拉科.切伦科夫曾说:“现在苏联很难遇到吉卜赛人文盲,战前却不然,有些集团,如聚集在比萨拉比亚的吉卜赛人没有人识字。今天吉卜赛人的年青一代经过8年或10年的教育,在城镇里几乎无法从文化程度上区别吉卜赛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但是他们并没有丢掉自己的语言和民族意识……现在,他们已经自愿地放弃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对他们本身已失去意义,但民族学研究者却对此发生兴趣。”

    上述观点其实不过是官方文章的翻版,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吉卜赛人在前苏联是个有名无实的民族,在他们的身份证或护照上填的是茨冈人。在1979年进行注册时前苏联吉卜赛人为20.9万人,据可靠的估计应接近50万人。为了避免引人注意和招致麻烦许多吉卜赛人隐瞒了自己的族属,而是用其他民族身份填写。

    在前苏联的大部分吉卜赛人住在俄罗斯,其次为乌克兰。由于对前茹苏联亚洲部分的数字估计过低,因此这项官方统计的可靠性令人怀疑。近年来由于不断移民,使比萨拉比亚的吉卜赛人数字下降,尽管在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内仍有许多吉卜赛人村庄。流浪的吉卜赛人己日趋减少,1956年的法令宣布流浪生活为非法,要求各共和国的有关部门为流浪的吉卜赛人安排工作和住房。但也不是现己没有流浪的吉卜赛人,在农忙季节仍有部分吉卜赛人从这个农庄到另一个农庄去打短工或做点小买卖。

    自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解散了全俄罗斯罗姆人联盟后,剩下来唯一的吉卜赛人机构是莫斯科罗曼尼剧院。这个剧院有100多名吉卜赛人演员和乐师,在全国享有盛誉,定期到各地巡回演出。值得一提的是该团的乔.康蒂是作家协会会员,在1970年出版了一本诗集,这是战后在前苏联出版的第一本罗曼尼语书。

    在前苏联社会和民族矛盾以及强迫俄罗斯化此起彼伏的情况下,吉卜赛人民族意识仍然十分强烈,连上文提到的拉科.切了;伦科夫也不得不承认:“我从未遇到过忘记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吉卜赛人,不论其年多大小或文化程度高低。”

    匈牙利

    同许多国家一样,吉卜赛人在匈牙利不被承认是一个民族。当局声称吉卜赛人缺少一种共同的语言、文化和信仰,因此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只是一个种族集团。吉卜赛人对此十分不满,公开地大声疾呼,要求承认他们是一个民族。罗姆人国际委员会皮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的邀请派遣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匈牙利以后,1974年8月匈牙利成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对匈牙利吉卜赛人表示关心。

    目前40%的吉卜赛人仍住在简陋、破烂的木棚屋内,这种情况同捷克及其他国家十分相似。由这种棚屋组成的吉卜赛人村落尽管离匈牙利城镇和乡村都很近,但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它们的50%没有自来水,2/3没有电灯,远远不能和非吉卜赛人的村庄相比。1975年出生率高达13%。这就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本身就存在“吉卜赛人问题”。布达佩斯有6.5万名吉卜赛人,其中许多人住在郊区破旧的住宅区,那里和巴黎的贫民窟也相差无几。政府为半致以上的吉卜赛人安排了比较象样的居住条件,但仍有2000多个吉卜赛家庭没有自来水,1000多个家庭没有电灯。现已采取一项紧急措施,禁止吉卜赛人继续流入首都,并希望早日拆除那里的小木屋。吉卜赛人所在的郊区区委会接到上级指示,要为那里的吉卜赛人提供住房。这些措施在匈牙利招致其他民族的嫉妒和不满。

    在诺格拉德州的许多村庄里,吉卜赛人占当地人口的12%。那里也做了大量工作帮助吉卜赛人。自1965年以来为吉卜赛家庭分配的新居有500多处,筹建中的数字更令人羡慕。约有70%的吉卜赛男人和30%的女人有了正当的工作。

    在诺格拉德美而居民的1/3是吉卜赛人。他们开办了一个合作铸造厂,容纳240名工人,该厂三个厂长是州委会委员。在巴拉尼亚南部矿区的情况更好一些,那里有1.5万名吉卜赛人,他们的大多数都有长期的工作,其中40多人参加了区委会的工作。

    吉卜赛音乐一度作为颓废派的象征而遭到禁止,但现在仅布达佩斯的餐厅和旅馆就有90多个管弦乐队的近万名乐师在演奏。他们有自己的专业机构和协会进行组织和管理。从事音乐的人处境较一般人要好,收入也多。

    1964年时,匈牙利吉卜赛人的文盲据官方统计为30%。现在官方宣布所有的吉卜赛儿童均已入学,但是,事实上许多儿童并没有到学校学习,教育方面的发展是缓慢的。1969年曾有一个村庄的学校负责人,拒绝接受吉卜赛儿童入学,其理由是所谓吉卜赛孩子太脏,会把疾病带给其他儿童。大部分吉卜赛儿童只读完低年级,越到高年级人数就越少。至于罗曼尼语,只有一两个学校实验性地用于课堂教学,在布达佩斯大学有个小组专门从事这种语言的研究。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对待国内少数民族,如匈牙利人、日耳曼人政策较宽,承认他们的民族权利,允许他们使用本民族语言,兴办自己的学校和参加国家主办的文化协会。对于吉卜赛人,政府也给与一定的照顾,在罗马尼亚没有反对流浪生活的特别法令和条例,据官方统计,在罗马尼亚还有30%的吉卜赛人处于流动状态。由于禁止贩卖马匹和接受吉卜赛人上义务学校,使流动性减少了。特别是罗马尼亚政府为吉卜赛人提供与他们过去居住的木棚屋大不相同的较舒适的房子,使吉卜赛人逐渐定居下来。

    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同时中央在政策上缺乏具体措施,因而在吉卜赛问题上是有一些缺点的。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罗马尼亚曾成立一个吉卜赛人联盟,其目的是吉卜赛人进行自助,其中包括为每个吉卜赛人寻找适当的工作。但近年来这种组织已不准许存在了,因为政府认为既然吉卜赛人同其他公民一样已享有平等待遇和权利,这种组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实际上吉卜赛人在罗马尼亚的许多城镇和农村生活条件还是很差的,失业率高于其他民族,有些人在街头擦皮鞋、当清洁工。在特兰西瓦县克卢日附近的梅拉有150户吉卜赛人住在突山坡上,尽管他们之中许多人富有音乐天才,但仍不得不依靠当临时工、壮工、做花边、采草药、采蘑菇来维持生活。流浪的吉卜赛人则靠着他们的传统职业,如修锁配钥匙、编筐、做小炉匠或沿街卖艺来填饱肚子。

    前南斯拉夫

    前南斯拉夫是吉卜赛人最多的国家,由于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决定吉卜赛人在这个国家相对环境最好。几个吉卜赛人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如贝尔格莱德及附近的尼什,斯科普里附近的苏托一奥里萨里,吉卜赛人聚集区发展得较快。在有3.5万名吉卜赛人居住的城镇苏托一奥里萨里,他们有自己的委员会。1963年地震中房屋被毁的家庭,已经用斯科普里市政府给予的贷款,重建了4500所房子。这个城镇的吉卜赛人的生活水平甚至比马其顿的某些村庄水平还高。吉卜赛人居民,包括男人和妇女在国营和地方的企业中工作,还有部分人是个体劳动者,他们做小商贩、搬运工或干杂活。市政建设方面也有所进展,120条街道全部改成柏油马路,道路两旁绿树成荫的新住宅区不断涌现。吉卜赛人组织了自己的文学小组、摄影小组、足球和拳击俱乐部以及歌舞团。1974年10月印度驻南斯拉夫大使P.M.梅农及其夫人访问了这个城镇,对他们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有感触地说:“访问苏托一奥里萨里好象看了印度的一个部分,你们真是我们远方的兄弟。”

    1971年在马其顿国民议会议员、罗姆人代表大会社会委员会主席阿卜迪.费克的提议下,马其顿的宪法作了修改,扩大了吉卜赛人的权利。

    在前南斯拉夫尽管吉卜赛人只被列为种族集团,但承认他们的民族旗帜,并允许他们在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发展。很早以前吉卜赛人曾上街游行示威,反对“茨冈”这个称呼。现在,在报刊和广播中茨冈一词己为罗姆所代替,这一改编的意义是深长的。在尼什和特托沃的电台定期用罗曼尼语广播,在贝尔格莱德还出版了罗曼尼语杂志,通过这些宣传工具扩大了对邻近国家吉卜赛人的影响,加速了整个欧洲吉卜赛人为争取民族权利而斗争的步伐。

    前南斯拉夫的吉卜赛人分成好几派,这说明吉卜赛人问题的复杂性,但自1969年以后,他们之间得到相互谅解。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的吉卜赛穆斯林同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地区的吉卜赛基督教徒过去存在着分歧,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之间的矛盾已逐步解决。吉卜赛村气朝匀蓬勃,在现代教育影响下,逐渐克服妨碍社会进步的旧风俗,迅速团结起来。

    前南斯拉夫在解决吉卜赛人问题上是做得比较好的,但也不是说没有任何需要改进的地方,有些地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前南斯拉夫六个自治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内,对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等少数民族均给予适当照顾,让他们享有平等地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权利,而吉卜赛人的罗曼尼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校里,罗曼尼语没有列入必修课,尽管马其顿共和国出版了一本罗曼尼语语法,但吉卜赛学生不能在课堂上学习它。吉卜赛儿童的旷课和退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部分儿童甚至连小学也不能读完。在塞尔维亚60个吉卜赛孩子中最多只有一个上中学,目前吉卜赛大学生仅50一60人。从事医生、法律、工程师等脑力劳动的吉卜赛人只有200多人,当然这和20年前相比已增加了一倍。在工业部门和城市其他部口工作的吉卜赛人占这个民族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吉卜赛农民约占20%,他们的大部分有自己的土地。第三位的才是手艺人和商贩,这部分人中由定居的和流浪的吉卜赛人组成。从上述情况看,前南斯拉夫吉卜赛人中,过着传统流浪生活的人的比例随着生活的安定和提高己逐渐缩小。

    尽管在前南斯拉夫联邦协会里没有吉卜赛人的代表,但他们参加地方上政治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早在1948年他们在斯科普里市委员会就有了自己的委员。现在凡是较大的公社,都有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组织,在德鲁斯特瓦的吉卜赛人还派出代表参加定期召开的国民议会。

    民族意识加强

    80年代,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吉卜赛人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是比较好的:在前南斯拉夫,这个拥有75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得到政府的各项资助;罗马尼亚没有制定限制流浪的法律,吉卜赛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匈牙利开始执行一项特别援助计划,满足吉卜赛人的住房、教育和其他社会需要;瑞典为挤在斯德哥尔摩附近贫民窟里的吉卜赛人提供住房和受教育的机会;荷兰为约20万吉卜赛人提供停放大篷车的场所;英国仿效荷兰的做法,只是规模小了一些。然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吉卜赛人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没有合法的民族权利,被强制同化,甚至不被承认是一个民族。定居的吉卜赛人大部分住在木棚屋里,卫生条件级差,随时有被驱逐的危险;流浪的吉卜赛人到处遇到禁止流浪的法律和禁止大篷车停留的告示,他们找不到工作,为了填饱肚子而到处奔波。

    因此,从60年代起,一些国家相计继成立了吉卜赛人组织,它在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以及北欧各国已经存在了20多年。在东欧成立了罗姆人社会和文化协会,它通过维护音乐和语言上的传统来保持民族感情。这种运动作为新兴事物并不经常得到所在国政府的赞许,但是,对于强调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和文化传统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是推动这个比较保守的民族取得进步的必要手段。

    1965年,罗姆人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法国、英国、南斯拉夫、芬兰、希腊、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的协会都是这个国际委员会的成员。1971年4月第一届罗姆人代表大会于伦敦召开,会议强调要“缔造一个符合我们生活方式和信仰的未来”,同时把民族意识的觉醒列为大会的中心问题,并成为解决一些共同的社会问题的背景。此后,欧洲各国的吉卜赛人组织一直由总部设在巴黎的秘书处来联系,该秘书处的名称是罗姆人国际委员会。代表大会委托该机构为吉卜赛人掌握自己命运而采取措施。

    吉卜赛人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任务仍然很艰巨,面临着重重困难。罗姆人代表大会曾专门成立了一个审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罪行委员会,并责成该组织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但竟然遭到联邦法院的拒绝。联邦最高法院还驳回初级法院对一个吉卜赛妇女赔偿损失的判决,该把女在战争期间曾被德国纳粹流放到在波兰的集中营。正如欧洲委员会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极大痛苦的许多其他集团相反,作为纳粹牺牲品而虎口余生的吉卜赛人,其所受暴行只得到官方微不足道的补偿,这是一个令人悲痛和丢脸的事。”

    国际罗姆人代表大会主张,应该象早先付给犹太人和有关政府的赔款那样,也给吉卜赛人一笔赔偿费。这笔款可存放在联合国设立的一个合适的机构中或存放在某国银行,如印度,用于吉卜赛儿童的福利事业。

    吉卜赛人在争取民族权利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维护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经历了无数的变迁之后,吉卜赛文化已经变成一种再生的、混合的和被同化了的文化,而且仅仅依靠歌谣和传说等口头文学方式流传下来。至于吉卜赛语言,由于吉卜赛人四外流浪,必然受到所在国语言的影响,因而现在吉卜赛语言已成为一种不统一的语言,也可以说是无数土语夹杂着所在国官方语言的混合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曾创办了25所罗曼尼语小学。今天无论西方国家还是东欧国家这样的学校己属罕见。各国政府没有为没发展罗曼尼语作出努力,这种语言有消失的危险。罗曼尼语学校的取消使吉卜赛儿童不能象其他民族的儿童那样,在成长的重要时期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和历史有所认识。而且造成了他们学习上的困难,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的研究,在学校里吉卜赛儿童必须通过另外一种语言上课,这就增加了他们学习上的困难,等于耽误了三年时间。在原捷克斯洛伐克每六名吉卜赛儿童中只有一名完成高年级的学业,上中学的连1%都不到。在原南斯拉夫略好一些,上中学的比例也只达到2%。何况有些国家内吉卜赛儿童根本不能去或不愿去学校读书。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和长期的影响财吉卜赛人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吉卜赛人文化上的低下地位很难改变,因此要改变这个民族的落后状态就更加困难。

    近年来,吉卜赛人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日益认识到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要性。各国涌现出一些吉卜赛故事家和诗人,但他们也不能扭转语言消失的倾向,许多土语已经显得异常贫乏,有些隐语已经消失;而年青人中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他们对所在国的官方语言的兴趣已日趋浓厚。

    1980年6月芬兰的“罗姆文化中心”组织在基乌维维西召开了吉卜赛人代表大会。近200名芬兰及北欧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广泛讨论罗姆人的传统文化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通过了《罗姆政治文化纲领草案》。这个《纲领草案》要求有罗拇人居住的各国政府采取具体措施;以便使罗姆人的语言和文化能够保留下来。为此目的,会议决定在芬兰建立一个罗姆民族研究所。

    “罗姆文化中心”主席宇尔耶.戴赫德莱认为,语言是罗姆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从争取保持这个少数民族丰富的文化观点来看,讲授和发展罗姆人的语言是“文化中心”的最重要的任务。罗姆语言教师宇.科依维斯托指出:“就象没有船长便没有轮船一样,没有罗姆人的语言便没有罗姆人。”

    《纲领草案》要求编写一部罗姆语词典,并对语法和教学问题进行研究。这些要求由大会转告各吉卜赛人所在国政府,渴望他们把给予更多的帮助。会议还呼吁各国政府及各界人士倾听一下少数民族的声音,应该让现在依靠人工呼吸生存的罗姆文化复兴起来。其他民族对吉卜赛文化的认识不但微乎其微,而且经常是错误的。吉卜赛人非常担心自己的文化传统将因被其他民族同化而消失。

    要解决吉卜赛人问题,首先应该承认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继而尊重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要求,最后人们必须排除对他们歧视和侮辱性的偏见。另一个国际吉人组织——欧洲罗姆人联盟,1978年在日内瓦召集了会议,目的在于将全世界吉卜赛人组织起来。1981年得到联合国的承认。该联盟主席就是为本书题词的J.奇布拉先生。J.奇布拉先生在日内瓦行医,1988年12月5日在他诊所对我说了下面一番话:“我们是起源于印度的一个民族,至今保留了一些同印度相类似的社会制度,在我们内部有明显的社会层次,仍然存在音乐、养马、铁匠等种姓,我们也愿意保留从印度带来的语言、文化和其他传统,为此1984年在印度召开了一次国际罗姆人代表大会,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甘地夫人出席了会议。几天以后我们将在柏林召开会议,呼吁解决1979年在贝尔根会议上就已提出过的战争赔款问题。现在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罗姆人得到赔款外,其他国家罗姆人并没有得到赔款。我们希望用这笔款项建立一个国际罗姆人基金会和建立一个罗曼尼语大学,以保持罗姆人语言和文化传统,让罗姆人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并为罗姆人建立一个博物馆。”

    文化上的价值观念

    吉卜赛人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并且在文化上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况。尽管大部分吉卜赛人生活在发达的国家里,并且与许多己介入现代化社会的先迸民族有著频繁的交往,但是几乎所有的吉卜赛人在不同程度上仍然忠于自己传统的文化模式,吉卜赛人在文化上的价值观念并不比非吉卜赛人社会的价值观念弱,相反对于吉卜赛人来说更为重要.,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并自我陶醉。这种文化上的价值观念维护着吉卜赛人共同体的团结,它产生强大的内聚力,并且世世代代沿袭下去。

    在许多世纪以前,也就是说自从11世纪突厥人入侵北印度开始,流落到世界各地的吉卜赛人一直都维持着他们的传统文化,这种特殊的吉卜赛精神,使每个部落、每个氏族、每个家族甚至每个吉卜赛人都时刻牢记自己是吉卜赛人共同体的一员。尽管吉卜赛人浪迹天涯,同时各个国家的吉卜赛人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习俗、服饰甚至交通工具栖身之所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要在非吉卜赛人的社会中继续做吉卜赛人。他们既反对同化,又反对融合,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时时刻刻表现出自己的特性。吉卜赛人这种文化上的价值观念得以世代相传,除去主观上的强烈的自我表现之外,吉卜赛人和非吉卜赛人之间的文化上的巨大的沟壑也是造成他们文化上与世隔绝的重要原因。

    自从吉卜赛人进入欧洲以来,当地人对他们就一直没有留下好的印象,往往把他们和流浪汉、小偷、乞丐、江湖艺人等同看待,不愿同他们接触,更不愿与他们为邻,深怕带来某种不幸,17世纪佛三德著名画家铁尼尔斯画了一幅“名面”,一位漂亮的吉卜赛姑娘正在给当地一位绅士看手相,旁边的一个儿童悄悄地己经把手伸进那位绅士的口袋。17—18世记的壁毯上就绣了这幅图案。作者在告诫人们警惕吉卜赛人。这种错误的看法在欧洲几百年来并没有得到纠正,而且时至今天也没改变被歪曲了的吉卜赛人的形象,1983年我初仿意大利时,我曾到佛罗伦萨市郊的一座教堂作客,当主人短暂离开时,这时有人敲教堂的后口,于是我把门打开,来客是一位吉卜赛老人,他要见教堂的神父,当着我的面他们进行了一番有趣的谈话,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要求救济。”

    “你们可不错,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干,光等着别人施

    舍自己坐享其成。”

    “你们教会不是宣传富人和穷人平等吗?你们不是主

    张要救济穷人吗?为什么我来了你却拒之门外外呢?”

    于是神父只好给他一张一千里拉的钞票。吉卜赛老人走了以后,神父对我说:“不要和这种人打交道,他们总是不劳而食。”我却回答说:“这是意外收获,因为我是研究吉卜赛人的。”这种出乎意料的回答,使可伶的神父莫名惊诧。的确这位天主教神父的怀疑的眼神我并非是第一次见到,在意大利研究和同情吉卜赛人被看成是不可思议的事。在我和意大利学术界人士的多次接触中,经常遇到这类问题,甚至在民间交往中也不断听到“你为什么要研究吉卜赛人?”的声音,我同情吉卜赛人,各民族应该和睦相处,吉卜赛文化是世界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有其特殊性等等的说法,并不能使我的听众感到满意,只是友谊和时间不再使我们争论下去。

    欧洲人当然也包含美洲和亚洲人对于吉卜赛人的歧视,使吉卜赛文化和非吉卜赛人文化之间的鸿沟变得无法弥合。1499年1月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颁布“梅第纳土地实用规则”,其中规定禁止吉卜赛人在西班牙国土内漂泊流浪,违反这一法令者要处以鞭笞、割耳朵乃至驱逐出境的惩罚。这是禁止吉卜赛人保持传统文化的最初的歧视性法令,至西班牙查理三世在1783年10月签署的“制止和惩办吉卜赛人的漂泊流浪和其他不法行为的法令”,在不到300年的时间内,仅西班牙国土内就制定了100多项对付吉卜赛人的法令,在其他国家,限制和禁止吉卜赛人流浪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也层出不穷,这些法律措施并不仅仅是为了惩罚吉卜赛人的刑事犯罪,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了限制吉卜赛人保持流浪的传统。吉卜赛人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他们最根本的观念是使自己区别于非吉卜赛人社会及文化,并且认为漂泊流浪,不入乡随俗是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最好方法。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所在国当局对于他们桀骜不驯的性格特别恼火,认为他们不听指挥、不服管理,在城市、乡村随便出入,并对他们的语言、服饰、看手相、卖艺及其他传统习俗均格格不入,因而在具休的诉诸法律的审理当中往往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地做出不利于吉卜赛人的判决。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也都是含糊其词的和不能自圆其说的。

    一些西方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等,无论政府还是学术界对于除主体民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并不承认,只冠以“文化共同体”或“少数语言集团”的称谓,对于吉卜赛人做为一个民族自然更不承认了。在比利时吉卜赛人被视为“国籍未定”者,无形之中吉卜赛人的就业、福利、住房、教育等方面的权利均被剥夺。在德国,由于吉卜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找中遭受修无人道的迫害,数以万计的人死于元辜,也有部分人侥幸在集中营里活了下来。因而近年来政府决定对吉卜赛人给予赔偿,但受过迫害的人每人只拿到5000马克的赔偿金,这个数字只相当于两个半月的平均工资。法国部分贫穷的吉卜赛人可以领取救济金,但有关当局及法律规定,吉卜赛人及其他流功居民的子女必须在正规学校就读,家庭领取救济金的多寡与子女入学与否联系在一起考虑,因而如果吉卜赛人继续流浪或子女不在固定学校就读将失去救济金。

    近代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帮助吉卜赛人定居,各国政府想为吉卜赛人提供方便,改善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吉卜赛儿童的入学率。如匈牙利不到60万的吉卜赛人中40%的人仍分于十分贫穷落后的状况,他们住在乡村的小木屋中,缺乏自来水和照明设备,在城市里部分吉卜赛人生活水平低下,有的五六口人家庭也住在一间简陋的小木屋中,匈牙利政府对于这些贫穷的吉卜塞人提供了部分住房,为他们安排工作,希望把他们纳入国家发展的正常渠道,但弥合吉卜赛人文化同匈牙利人文化之间鸿沟的这种努力并不一定普遍得到吉卜赛人的赞扬,住进房租低廉的新居和迸入工厂的部分吉卜赛人感到他们将会失去传统的社会结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吉卜赛人的社会组织克里斯或者说家庭再也无法对其成员进行管理或履行其社合职能,从而使克里斯失去作用,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都会改变,被同化的威胁使他们探深感到不安。因此有些人宁愿生活在自己人当中而不愿搬进新居。

    吉卜赛人由于世世代代过着浪迹天涯的生活,他们形成并保留了许多与众不同的习俗和价值观念。除去文化上的价值观念以外,还有一种对于他们来说至共重要的“不洁”观。凡是生活在吉卜赛人共同体中的成员,都必须遵守族内的一切清规戒律,如果有人违犯了这一点,经过长老裁决后,即被判力“麦里姆(Mer——ime)”。这意味着他玷污了族内戒律,而成为“不洁”的人。这种人受到全族人的回避和冷落,轻者要受到罚款的处分,重者将被逐出族外。

    为了避免有人成为不洁的人,从小进行洁身自爰的教育,并使用戴护贞布等原始手段来保护童贞,至结婚典礼时还要验贞。婚后如有通奸现象,也要被判为不洁的人,丈夫,甚至丈夫的兄弟都有权惩罚失去贞操的妇女。历史上曾流行过极为残酷的惩罚办法,如割鼻子,削耳朵,甚至砍断手脚。有的部落对失贞的已婚妇女要进行公开的审判,由长老主持,对犯有通奸的人进行严历处罚,当着全部落人的面,把犯人绑在树上,大家轮流用皮鞭无情地鞭笞,还要被捆绑一日一夜,然后驱逐出部落。由于被打的人留下了无法治愈的伤痕,任何部落也不会收留她。

    为了维妒吉卜赛人共同体的纯洁,不允许他们的成员同异族结婚。对于妇女尤为严格,希望她们进量不同外界接触,避免发生与异族男人通婚的现象。实际上吉卜赛人很少同异族通婚,对违犯这一戒律的人要被称为“麦里姆”并被逐出族外,如果非吉卜寨血统的人愿意成为吉卜赛人的话,经长老同意和履行仪式后也可和吉卜赛人结婚。这种情况一般是吉卜赛把妇女常和异族男性的结合,这位倾心于吉卜赛女郎的男人必须宣誓效忠吉卜赛人共同体,爱护他的妻子以及婚后按吉卜赛人风俗习惯生活。这些原则决不允许背叛,否则要遭到全体吉卜赛人的报复。

    吉卜赛把女一旦怀了孕就要回避一切人,似乎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开始过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英国这段时间为一个月左右,在德国要更长些,孕妇将独自生活六个星期。隔离期间,孕妇必须戴上手套才能迸行烹调,否则道就是不洁,违反了戒律。过了这段时间以后,孕妇先要到教堂去举行仪式或请长者出席宴会,然后孕妇才可能回到家庭或集体中去。到孕妇临产时,要在远离宿营的地方为她搭一个帐篷,然后把她送到那里,因为吉卜寨人妇女不准在家里或自己的大篷车里生孩子。生产期间除丈夫和产婆外,其他人都不得接触产妇。这种习俗除认为产妇不洁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吉卜赛人是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的民族,从千百年的流浪生活实践中,他们养成了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的医疗条件很差,如果让产妇和婴儿接触宿营地每个人的话,难免有染上疾病的危险,因此用这种古老的传统保护产妇和儿童是十分必要的。生产后的两周内,产妇被认为是不洁的,她使用过的衣服、被褥、生活用品、餐具等都要销毁或扔掉,吉卜赛人认为这些东西一经产妇之手己变成不洁之物。

    吉卜赛人不仅认为孕妇、产妇是不洁的,而且月经期间的妇女也是不洁的。因而也有许多忌讳。在德国,吉卜塞妇女月经期间不能为男人做饭,不准接触餐具,特别是不许将自己的内衣放在男人附近的地方。在波兰尤甚于德因,吉卜塞妇女的裙子如果碰到男人的帽子,这顶帽子就变成了不洁之物,必须扔掉。女人洗内衣时要与男人的衣服分开,内衣裤在晾晒时甚至要找个不易为人发现的地方。此外,如果无意之中妇女从餐具上跨过去,那么这些餐具也变成了不洁之物,不能再用了。

    不过,吉卜赛人的“不洁”观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是保持清洁,这与所谓吉卜塞人脏里脏气,原始野蛮的说法刚好相反,他们异常重视个人卫生和纯洁的性行力,甚至有些地区,如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参加婚礼的吉卜赛人都必须先洗个澡,不能把“不洁”带到新婚夫妇家。这种习俗同他们过去的流浪生活有很大观系。在他们到处宿营的日子里和群居的生活中,遵守日常生活的纪律和保持清洁卫生是十分必要的,这观系到全体成员的健康和生命的安危,因此吉卜塞人的“不洁”观也成为他们信仰的基础和行动的指南。

    吉卜塞儿童上公共学校就因为习俗不同而闹一些笑话或冲突。在学校用午餐,几个孩子一起上厕所,男女孩在游戏中手拉手和上生理卫生课都使吉卜塞儿童不知所措,因为这一切都违反他们的“麦里姆”。这也是吉卜塞人不愿让子女上小学的原因之一。吉卜塞人大多数是文盲,由于传统的流浪生活,他们不重视读书、写字,加上上述原因,要说服吉卜塞人把他们的子女送到公共小学读书是一件颇费口舌的事。

    五、内部社会结构

    绪言

    欧洲曾经流传过这徉的一个故事,一辆马拉的吉卜赛人大篷车在流浪途中陷入泥沼,他们从车上下来,边推边向圣母祈祷:“仁慈的圣母请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车能从泥中推出来,我们一定向您供奉一支和我们身体一样大的蜡烛。”当马车开始移功时,那支许了愿的蜡烛就缩小到脚那么大,马车往前移功一步,再许愿蜡烛就变成脚指头那么大了。马车赶出泥沼,蜡烛的许愿就成为泡影了。他们会对圣母玛丽亚虔诚地敬今札,并且说:“仁慈的圣母,您对我们这些穷人是一定不会苛求的,我们对您保持敬意比奉献给您蜡烛更好。”

    这个故事要说明吉卜赛人并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而且他们也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或者说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他们通常采用所在国的宗教仪式,在历史上他们曾皈依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但这种信仰往往同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分不开,因而不能不说包含了权宜之计的成份在内。

    在他们刚离开印度的时候,吉卜赛语言中只有一个泛指的词——神,他们并没有坚定而专一的宗教信仰,比较容易接受足迹所到的国家的宗教。在拜占庭时代,他们成为基督徒。在14世纪开始的时候,在希腊各岛他们参加了东正教礼仪。

    在拜占庭帝国和土耳其人战争期同,吉卜赛人和当地居民一样,饱尝了战争和统治交替变更之苦。有据可查,1442年在意大利波罗涅和1427年在巴黎“吉卜赛怅悔者”倾诉了战争给他们所带来的悲惨处境,特别是统治者的不同宗教信仰,使他们无所适从。

    在土耳其人统治的国家里,许多吉卜赛人仍保持了基督教的信仰,其他人则皈依了伊斯兰教。然而前者的处境比后者要困难得多。当时每个公民必须缴纳税款,然而根据宗教信仰不同,纳税数量也不同。如17世纪在南阿尔巴尼亚,士耳其帝目规定吉卜赛穆斯林交18O阿斯普利,而基督徒要交纳250阿斯普利。

    朝圣

    吉卜赛人在从罗马教廷统治下游离出来的国家里开始处境比较好,在希腊他们不但同希腊教徒有来往,而且同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朝圣者有联系。从他们进入欧洲开始,就在谈论上帝和成为朝圣者。在中世纪的时候,朝圣者是受人尊敬的,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神职人员都对朝圣者给予帮助。

    1422年在罗马的朝圣更有利于他们的流浪生涯。他们旅行到意大利后,教皇给他们签发的信件派了很大用场。此后7年的时间里,不断地朝圣为他们的流浪生涯铺平了道路,保证他们成为各城镇教会、教徒和其他居民的受欢迎的客人。以教皇、教会、国王的名仪签署的通行许可证,允许吉卜赛人到各地去朝圣,而且并不限定朝圣的目的地。有的时候也提到某些圣地,如罗马的圣彼得墓、至保罗墓或贡波斯泰拉的圣贾科摩墓等,但并不是非去这里不可。而且任何道路都可以通向这里,因此,实际上允许吉卜赛人以自己的方式到自己愿意去的地方朝圣,这就为他们的流浪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世界范围的朝圣是由教皇首先提出来的,流浪到欧洲的吉卜赛人立即响应了这一号召,为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找到最好的庇护。1427年在法国巴黎和亚眠、1429年在杜埃、1429—1430年在荷兰的乌特勒支、鹿特丹和比利时中部、1436年在法国讷韦尔、1447年在奥利、1462年在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的贾恩、1470年在安达鲁西亚的安都哈尔他们都畅行无阻。在荷兰从1496—1518年教皇为他们签署了三次通行征。一位“小埃及的勋爵”1505年到达苏格兰的时候.,被苏格兰国王当作教皇推荐的贵宾接待。有的时候,朝圣者还要求所到国家的特殊照顾,如1435年一位“埃及伯爵”付不起哈卡海关的通行税,便以去西班牙朝圣为由申请免税。

    一个多世纪以后,在意大利著名朝圣结束时,一位教皇的代表接受了一位“小埃及伯爵”的请求,发给他一张通行证,可以安全抵达和朝拜世界各地圣地。1537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王储、坎布莱西斯的主教和公爵罗伯特德克罗伊同样同意一位“小埃及伯爵”的请求,为他的朝圣提供方便。

    但是在以后由于地方当局的怀疑,教皇的信件逐渐失去作用。米兰大公弗朗西斯科在1539年责备吉卜赛人“在伪装的宗教信仰和短暂的祈祷忏悔的外衣下,浪迹天涯海角”。1553年,即他的继承人执政5年之后,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对待吉卜赛人以朝圣的名义流浪异乡。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宗教改革和伴之而来的宗教战争才结束了教皇为他们到各地朝圣所签发的信件的作用。

    朝圣经常是虚构的,这是四处迁徙的最好借口,并可以在宿营地获得停留和补给的权利。

    实际上吉卜赛人中也有一些虔诚的教徒,他们确实有自己的信仰,在四处漂泊的生活中包含着朝的内容,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随心所欲地进行。另外一些人则相反,利用盛大节日期同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习俗,比较容易地找到维持生活的手段。

    在有关的地方志上也曾记载了吉卜赛人朝圣的情况。在1508年一些过路的吉卜塞人为了去南泰斯,他们得到法国布列塔尼公爵夫人的恩准停留在圣.米盖尔山。1600年在马莱萨斯,而查尔勒斯故意捉弄他们,朝圣不应该那么舒适,让他们步行。

    在法国圣.维拉茵存圣物的阿里塞教堂附近经常看到许多朝圣的吉卜赛人,特别是在18世纪初,他们受到骑在高头大马上的警察的不断盘问。一个吉卜赛妇女在1734年曾去那里祈求上帝治愈她的癫痫病。

    在意大利莫德纳区,一个被逮捕的吉卜塞人声称,两天以前他的家庭曾到埃米利亚的雷焦市的吉亚拉圣母院去朝拜雷焦圣母像。

    在西班牙吉卜塞人去格林纳达或到莱昂参加多明我会的庆祝活动,或去马德里朝拜城市女神——圣安娜。

    在近代比较著名的朝圣是在法国南部加马利岛的拉梅尔的圣玛利(又叫拉梅尔圣母院)。这种巡礼原是欧洲基督徒朝拜至女玛利贾科摩和玛利萨罗美的宗教仪式。这种仪式起源于1448年,当时昂克家族发现了圣人遗物,并加以供奉。至16世纪时,这种仪式盛行于欧洲。吉卜赛人在这个时期大规模流浪到欧洲,他们以虔诚的基督教徒的身份去参加巡礼。当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遭到所在国当局的迫害,并为他们的流浪生活提供方便,同时朝圣也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同欧洲人一样,最早他们也是向圣玛利贾科摩和圣玛利萨罗美朝拜,但以后吉卜赛不再向基督教的这两个圣女朝拜,而是以天主教的方式向他们自己的圣女萨拉朝拜。黑圣女萨拉是圣玛利的使女,吉卜赛人特别崇敬黑圣女,视为自己的同胞和主宰,并敬奉力守护神。

    祭祀黑圣女萨拉的起源在吉卜赛人中也是神秘莫测的。有史可查的,在17世纪一个吉卜赛女婴在洗礼中接受了萨拉的名字,那是在1632年,驻在法国讷韦尔的圣维拉茵的雅克豪贝尔上尉连队的埃及人(指吉卜赛人)查尔勒斯德拉图尔和玛利雷内德的女儿在受洗时得到这一荣誉。在此之前,萨拉的名字似乎没有出现过,尚未在这非地区被认识。19世纪以后,吉卜赛人开始到上述的加马利岛去举行巡礼。每年5月24—25日,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的吉卜赛人,乘著马车或汽车赶到那里参加祭典。一位名叫弗莱德利克.米斯特拉尔的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了1855年他在圣.玛利所做的旅行:“教堂格外地充满了朝拜的人群,有阿尔勒的妇女,有病人,有吉卜赛人,一个挨着一个。特别是吉卜赛人,他们点燃了许多大蜡烛,但是只在萨拉的祭坛前,特别是他们的信仰,萨拉是属于吉卜赛民族的。”

    近几十年来,欧洲吉卜赛人仍然遵循民族传统每年要到圣玛利举行巡礼。祭典的前一天晚上,人们来到拉梅尔圣母院,聚集在地下圣堂的萨拉圣像前参拜,把插在黑圣女塑像前的数百支白色蜡烛通通点燃;使漆黑而又香烟缭绕的圣堂被照得如同白昼。用鲜花、花边来装饰黑圣女萨拉的蓝白色衣服,并给她戴上项链。

    参拜的人群自觉遵守纪律,尽管极度兴奋,但仍然静静地鱼贯而入。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爷爷,也有裹着头巾的老奶奶,有身着现代服装的黑发青年,也有紫裹花连衣裙的妙龄少女,当然带着孩子的母亲更不少见,人们都期待一睹黑圣女芳容,这将给他们带来好运。朝拜的人还把孩子高高举起,让他们热烈亲吻黑圣女的脸,致使萨拉偶像的彩绘颜料日益脱落。

    第二天清晨,在18名骑马的卫士护送下,吉卜赛人将搁放圣像的小舟抬向岸边,放入水中后,举行海洋祝福仪式。以前,每个参加者都要走入水中,现在仅聚集在海边接受大海的祝福。在宗教仪式举行完毕后,还要进行诸如舞蹈、斗牛、唱歌等庆祝活动,以遣余兴。

    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圣玛利巡礼,是离散了的家庭和朋友重新团聚的极好机会,因此吉卜赛人十分重视这个节日。同时,对于非吉卜赛人也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因力它既是宗教膜拜,又是狂欢节,所以旅游者也纷纷按时赶到这里观看朝拜、祭祀和表演节目的各种精彩而又奇妙的场面。

    近几十年来,除在加马利岛举行巡礼外,还在法国南部与西班牙交界处的鲁鲁尔举行类似活动。自1959年以来,每逢9月1日各地的属于罗姆、辛特(或马努斯)、卡列三大血缘集团的数千名吉卜赛人也到那里参加庆典。在意大利罗马市近郊波美次亚,每年9月也举行天主教巡礼。1956年教皇保罗六世亲自参加庆典,在吉卜赛人营地主持了弥撤,给吉卜赛人带来了无上的荣誉,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

    宗教礼仪

    除去到固定的地点朝圣外,吉卜赛人还经常到各地教堂去做弥撒和参加宗教仪式,并且根据当地宗教信仰的不同情况来决定他们的取舍。在某些国家如特兰西瓦尼亚(今罗马尼亚),那里有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于是不同的部落和家族的吉卜塞人也有了不同的信仰。在捷兰多他选择了当地统治者大公的信仰,这种根据贵族的意愿所做的选择应该说是最明智的,它避免了件多麻烦。

    吉卜赛人去教堂参加宗教仪式一般是在最重要的场合,主要是给孩子施洗礼和老人的葬礼,有时候婚礼也在教堂里举行。

    在法国有无数吉卜塞人在教堂举行洗礼的例证。1494年在梅斯的教堂里曾举行了一次十分隆重的洗礼。一个“埃及公爵(吉卜赛人)”的女儿出生于10月24日,这是圣.弗朗西斯科的吉日,于是她的洗名就叫弗朗西斯科。这位“公爵”还请了该城市三位出身显赫家族的男人和两位名门的妇女做教父和教母。宗教活动也具有社会意义,一般教父母的选挥不能脱离当地的实际情况,毫无疑问,最好的人选是有地位出身门望族的人,他可以保护她的教子及其家庭,同时还可以慷慨解囊相助。1595年法国沙特尔的一个吉卜塞女婴得到了由法国司法大臣的女儿卡特琳娜胡朗特做教母的荣誉。

    如果一个家庭请到教堂的本堂神甫亲自主持洗礼活功,这对吉卜寨人来说不仅仅是荣誉,在未宋的流浪生活中将有实际效用。

    吉卜赛人也在其他的天主教国家为自己的孩子施洗礼。如在西班牙的格林纳达的一个教区的登记簿中记载了1530年一个吉卜赛女婴菊雅娜洗礼的情况。

    吉剥塞人在新教国家施洗礼的情况也很多,如在马尔萨斯的班克斯峡谷的路德派牧师为一个埃及人(吉卜塞人)的小孩施洗,教父母均是当地绅士家庭的成员。吉卜赛人为自己的孩子施洗礼,在英国自伊而莎白二世以后便风行起来。在瑞士从16世纪开始,在荷兰北部特别是弗里西亚和维鲁威则在17世纪出现此风。

    17、18世纪的许多半者如托马斯、格莱尔曼等都肯定为了增加可能的利益,吉卜赛人多次为他们的孩子施洗礼,也就是说同一个孩子可以在不同地点的几个教堂里施洗礼,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教会十分担心这种情况出现,如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教会在1557年和1661年两次规定,如果没有确切的出生地证明的话,就拒绝为吉卜赛人施洗礼。

    既然教会把吉卜塞人拒之门外,那么他们是否有自己的洗礼仪式呢?德国医生约翰.迪茨肯定1686年在匈牙利己经形成这种仪式:“他们有自己的仪式,成年人带著孩子到溪水中施洗礼,让孩子的头浸入水中三次。”

    吉卜赛人在教堂里举行婚札是比较少的,他们习惯按照自己的民族传统举行婚札。但也不是说在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不希望得到教会的祝福。在许多教堂的记事薄里登记了吉卜赛人的名字,1651年在靠近法国卡昂的多乌莱斯的教堂为拉.盖斯纳依上尉连队的两个吉卜赛士兵和两个同族姑娘举行了结婚仪式,并在奎斯泰尔汉证人面前缔结婚约,他祝福他们永结百年之好。

    1662年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附近的圣彼得教堂,吉卜塞士兵卡洛鲁斯皮托罗麦与他的同胞马利拉佐乌尔姑娘在神职人员面前发誓互敬互爰终生。

    在英国吉卜塞人的婚礼受到牧师的祝福。在17世纪,在某个教堂为吉卜塞人举行的结婚仪式上有20对吉卜赛人组成的队伍为新婚夫妇祝福。

    但是教会或教士并不都愿意对吉卜塞在举行结婚典礼的时候履行神圣的职责。意大利摩德纳的宗教裁判所受理婚姻事务诉讼,然而他们这些神职人员对吉卜赛人持有偏见:认为吉卜赛人不信仰基督教,结婚仅仅是机遇;因此拒绝在婚礼上为他们祝福,也不受理没有在教会举行过结婚仪式的离婚案件。一位已婚吉卜塞妇女向这个宗教裁判所提出离婚要求时,在宗教裁判所的法庭上,托莱的教堂神甫矢口否认曾为起诉人拉乌腊和她的丈夫冬尼诺在他的教堂里主持过结婚仪式。当事人拉乌腊,一个刚满20岁的吉卜塞妇女说她是在一年前结婚的,她丈夫在婚后时常离家出走,在家的时候又常打她,因此提出离婚。对于神甫的否认态度提供了如下的证词:“冬尼诺说他爰我,要和我结婚,于是他把我带进托莱的教堂,当着我叔叔、兄弟和其他来宾的面,发誓永远不抛弃我。托茉的教堂神甫出席了仪式,他手拿一本书(圣经),宣读了我们永不分离的誓词。托茉的许多妇女(吉卜赛人)都象我这佯做。”这件事既说明了教会并不太愿意为吉卜塞人进行结婚祝福,或者说即为吉卜塞人主持了结婚仪式,在宗教裁判所法庭这样严肃的场合也不愿意公开承认,同寸也证明了许多吉卜塞人在他们完成终身大事的时候也愿意得到教士的祝福,在精神上得到慰藉,使生活更有意义。

    至于宗教葬札,教区的记录经常提到吉卜塞人的名字,弥撒是葬礼中必不可少的仪式,隆重而又严肃,是为了死去的吉卜塞人的灵魂安息。在教堂举行葬礼绝不能说吉卜塞人抱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在教堂为他们的孩子施洗礼或许可以批评他们目的不纯,某些人则是为了某种实际利益——葬礼的费用对他们来说是十分昂贵的。

    吉卜赛人家族的族长或某些成员甚至作为社会名流获得在教堂举行葬礼的荣誉。德国教堂里友现了15、16世纪小埃及伯爵(吉卜寨人)的墓碑,上面刻有碑文和家族纹章。在法国昂儒的布列萨克,1629年埃及上尉(吉卜赛人)查尔勒斯载拉戈拉维葬于洗礼泉附近,300多人为他送葬,他的遗孀为他做了40次天主教弥撒,并且把上边刺绣着美丽图案的面料捐赠给教堂。在法国曼恩的查龙斯教堂里有热莱麦.罗伯特上尉的墓碑,这是根据教区负责人安则耐塞主教的命令并经过教区的同意于1626年修建的。同一年在法国阿尔比一位吉卜塞上尉被埋在贾可比尼修道院,天主教加尔默罗会的修士们参加了宗教仪式。1655年一个上尉家庭在械斗中被杀,经过调解,由凶犯付款在教堂里为死者做6次弥撒,以超度亡魂。

    1661年圣梅内赫德教堂记事中,本堂神甫笔录了一次吉卜赛妇女的葬礼,他写到:“在接近圣餐圣事和临终涂油的时候,作为教悔者的可尊敬的神甫向我们保证,由于她接受了我们的信仰,所以他决定给予她受祝福的权利,拯救她的灵魂,并在一切事情上给予必要的关心。”

    被惩罚的吉卜塞人在临终前,也可以向神父忏悔,让上帝拯救他的灵魂,饶恕他的罪过。1787年茉因哈尔特家族的吉卜赛人成员虽然在新教区已被收监定案,可是许多天主教教士仍然去看望他们,接受他们的忏侮,并一直陪伴他们走上刑场。

    英国教区的记录中有无数吉卜赛人在教堂里举行葬礼的事例。最早可以追溯到1533年,一位吉卜塞人被埋在教堂里,他的亲属付了9先令的费用,而这笔开销在当时是昂贵的,因力埋在公墓里只需要若干便士。一些葬礼非常庄严肃穆,1740年,在一位吉卜赛酋长夫人的葬礼中送葬队伍浩浩荡荡,牧师为她进行祈祷。

    除此之外,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吉卜赛人也有各自不同的宗教实践。在英国的一些地区,许多吉卜赛人是虔诚的教徒,他们按时参加一些日常的宗教活动。每逢星期天这些家庭的成员穿戴整洁的服饰来到教堂做弥撒,然而他们的出现似乎并不总是受到其他虔诚教徒的欢迎。他们指手划脚地说:“看!吉卜塞人!他们来了。”教堂执事和公众也很少愿意为这些“外人”安排适当的位置。

    在特兰西瓦尼亚一位旅行者记录了吉卜赛人守斋的习俗。他们至少在封斋期(四旬斋)的最后几天和圣诞节、至母升天市的前夕禁食。

    英国旅行者斯文布尼在18世纪末谈到西班牙吉卜人时说:“尽管他们极力适应天主教仪式,但总被看成是不信教者。”他接触过一些吉卜赛人,他们向他保证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也亲自看到吉卜塞妇女衣袖上缝着圣牌。

    一位名叫尼古拉.文图拉的女作家,在她的《政治宝藏》一书中,当谈到希腊和达尔马提亚(今南斯拉夫境内)的吉卜塞人时写到:“在这些地方他们以基督徒的方式生活着,既不偷盗、也不欺骗,我注意到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对神职人员总是特别有礼貌和言听计从。”

    教会对吉卜塞人的态度

    尽管教会对教徒受祝福的权利给予保障,但无论天主教的俗间教士、入修会教士以及其他教派的神职人员,还是各派在俗教徒,对于吉卜赛人的宗教虔诚并不都感兴趣。

    希腊人管吉卜赛人叫异教徒,而西欧的基督教徒自吉卜赛人出现在欧洲起,就称他们为撒拉逊人。在德国、阿尔萨斯(今属法国)和荷兰,人们给他们冠以“海吞”之名,意为异教徒或新的皈依者。

    有关诅咒吉卜赛人的传说,始终在欧洲各国民间流传。人们他们说成是圣经里一些恶神如凯诺、库斯、卡姆等的后代。而上面提到的文图拉在证实吉卜塞人信仰天主教后她又写到:“他们受到一些诅咒,人们议论吉卜塞人的祖先由于拒绝逃到埃及而且怀着耶稣的圣母玛利亚投宿,所以他们的后代才落到如此下场。没有固定住址,浪迹天涯海角。”也有人说他们的先人曾服务于圣经故事中的暴君埃罗德王,并参与屠杀圣婴,因此他们的后代也不得安宁。

    许多学者(包括神职人员和在俗教徒)说吉卜赛人没有任何信仰,或者全部皈依不同的宗教。18世纪末,根据德国语言学家格莱尔曼的说法:“没有一个吉卜赛人会服从于宗教的最小的教义,而在任何一个村庄要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不会遇到什么大的麻烦,就象一个人要换身衣服一样容易。”

    西班牙的一些理论家更加偏激,他们以托莱多大学圣经教授桑秋德蒙卡达为代表,他在1619年写到:“有虔诚信仰的人们认为,他们(吉卜赛人)同异教徒一样,他们的许多人是非基督教徒、狂热的崇拜者和无神论者,他们没有真正的信仰,尽管表面上皈依当地的宗教,但他们是土耳其人或象士耳其人,他们是犹太人或象犹太人,有时候也让他们的孩子在教堂受洗礼,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入乡随俗罢了。而且这种情况只是偶尔发生,他们并不经常参加圣事,也不去做弥撒。”在他看来,吉卜赛人应该象犹太人那徉受到谴责。

    瑞典新教教会16世纪时对吉卜塞人公开表现出敌意,斯德哥尔摩大主教劳伦迪乌斯.彼得竟这样教悔他的教士:“没有一个神甫必须力塔塔尔人(指吉卜赛人)服务,既不给他们的孩子施洗礼,也不为他们的葬礼做祈祷。”的确许多牧师遵循这个主教的教导,拒绝为吉卜赛人祝福。甚至当某位神甫在为吉卜塞婴儿施洗礼后,竟遭到劳伦迪乌斯.彼得的训斥。他说:“为吉卜塞人的孩子施洗礼;就等于拿着珍珠去喂猪。”由此可见教会对吉卜塞人的故意和歧视并不比一般人逊色。

    与此相反,有一些人努力改变吉卜赛人不能循规守矩的一面。在17世纪中叶,一位出身普洛旺斯显赫家庭名叫卡斯帕尔德戴西米亚内的科斯泰的富人,曾试图在吉卜赛人中传教。在马塞有一所监狱,许多吉卜塞人被收容,而家庭关念十分强烈而又非常忠于自己丈夫的妇女带着孩子也到附近安家,形成了一个临时营地。卡斯帕尔德请桑泰.阿科斯蒂诺神甫每周为这些吉卜塞人妇女布道三次。又为她们租了一幢房子,让她们生活在一起。这个改变吉卜塞妇女信仰的举动,每月花费2000里拉。但这个共同体没能保持下去,酷爰自由和浪迹天涯的习俗时刻呼唤着她们,在创建者死去之后,共同休也就随之消亡了。

    有些教会的负责人也有转化和改变吉卜赛信仰的企图,对于那些尚未皈依基督教的外乡人,他们做了许多宣传和动员,但并不一定取得满意的结果。1711年在德国的德累斯顿,一位新教牧师到狱中去看望7个被收监的妇女,向她们讲解基督教教义,但她们对于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对于生活的艰辛和苦难的遭遇深感痛心,对未来己失去信心,于是她们拒绝了牧师的要求,回答他上帝的教悔是太古老了,宁愿按照传统的方式生活。一位著名的西班牙传教士加泰拉尤达神甫在1756年对停留在特利亚纳地区的吉卜塞人也曾进行广泛的宣传,但结果是相同的,这些吉卜赛人没有对上帝表示敬意。

    有些国家也曾经使用严厉的措施以使吉卜塞人皈依基督教。德国皇帝裘塞拜二世(1765——1790年在位)下令对吉卜塞人实行强制性教育。吉卜塞人必须送自己的子女到学校就读,同时他们也必须经常到学校去做弥撒和参加宗教节日庆典。一些国家相继效仿。十多年后,或许是愿意了解这种强制性措施所产生的效力,一位女慈善家向一些匈牙利吉卜赛妇女询问有关的宗教知识,尽管出于暴力强制使她们皈依了天主教,但对于教义却什么也不知道。她们虽然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与其说她们热爱上帝,不如说她们害怕上帝。她们说:“上帝会杀死我们。”

    在强迫归化的同时,许多国家的教会也没有放弃做吉卜塞人的工作。1828年德国新教组织在腓特烈港的吉卜赛人聚集区开展工作,当没有取得成效,该组织试图对吉卜赛孩子进行宗教教育并让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同样的事也发生在1850年,一些匈牙利神甫努力使吉卜塞人天主教化。索特马尔的主教为吉卜塞儿童创建了一所天主教宗教学校。这种使吉卜塞儿童脱离他们父母去接受教育的作法,对于家庭观念很强、注意保持自己民族传统和忠于自己家庭的吉卜塞人来说是并不合适的,往往造成心理上的反感并带来后遗症。1988年年底当我在瑞士考察时,了解到瑞士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本世纪20年代开始,一个由倾向纳粹思想的人发起的“陆地孩子运动”,强迫吉卜塞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分开去接受教育,以使这一代人实现定居化。这个运动使无数吉卜塞儿童和他们的双亲失散,直到现在1974年这一运抵才告结束。近年来瑞士的“吉卜塞儿童基金会”要求瑞士政府公开道歉,并通过周密调查找到那些失散的人,同时也应给予必要的赔偿。这一情况在瑞士有许多人知道,他们也感到出了这种事是很不应该的,对不起那些失散了的吉卜赛人。

    吉卜赛人由于他们纯朴的感情和天真的信仰,在刚到欧洲的时候还是受到欢迎的。当他们在基督教世界逐渐扩散开来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信仰都难以使当地基督教徒所接受。形成偏见以后,他们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有时候宗教感情也可以接受他们,但只是暂时的。在圣诞节至主显节(1月6日)期间,这些神秘的东方人可以在庆祝场所找到他们的位置,排外情绪消失在节日的喜庆气氛之中。在意大利教堂里安置的耶稣诞生的模型里,总可以找到吉卜塞姑娘对圣母玛利亚的奉献——马槽边的干草垛。

    关于这一典故有着各式各样的传说,在意大利流传着许多有关吉卜塞姑娘偶然遇到圣母玛利亚的叙事待,特别是以民谣的形式出现。著名的诗篇《吉卜赛人》出现在16—17世纪。下面节录了一些有关圣母玛利亚怀着耶稣在裘寨拜陪同下逃到埃及时偶然遇到一位吉卜赛姑娘的对话:

    吉卜赛姑娘:

    神会拯救你,美丽的夫人

    我相信你有什么不幸

    你们在寻找住宿吧

    但愿别失去机会

    于是吉卜赛姑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休息的地点,在驴棚的干

    草堆上过夜。然后她提议为疲惫不堪的过路人算命。他用30行诗

    的结构叙述了圣母玛利亚的过去未来,并且对孩子的未来说出了

    令人震惊的话,预卜他将接受洗礼,受到爱抚,还将遭到鞭答,最

    后死在十字架上。她说:

    这个惹人喜爱的孩子

    你将看到他先你而去

    死在牢固的十字架上

    美丽的孩于,温柔的孩子

    她功告玛利亚做罪人的母亲:

    你将得到无限的荣誉

    使我们这些罪人羡慕

    最后她要求施舍:

    我没有使你烦恼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美丽的夫人

    给我点施舍吧

    拯救我这可怜的吉卜赛姑娘

    但是她要求的不是物质上的施舍,而是给予真正的悔过和永

    恒的生活:

    我做了真心的忏悔

    得到了你的祝福

    为了使我死去后的灵魂

    进入天堂的大口

    很明显,这些早期的民间传说是以教育民众为目的的。想让更多的吉卜赛人皈依基督教,用上帝的思想指导他们的行为,使他们的价值观念纳入西方社会的轨道。在另一个民谣里,吉卜赛人认式到圣母玛利亚比他们更能善知道过去未来:

    夫人,对于人的命运

    我们善于推测、卜算

    但是我真心地告诉你

    你比我们知道更清楚